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逗笑、逗乐与“四小杨”先后入伍参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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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杨”童年演出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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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婷在舞台上颇放得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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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作品《梦想成真》剧照,杨婷饰演藏族老阿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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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艺演员吹拉弹唱都得会 |
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煜 实习生 邓晓妍 近日,第十二届中国曲艺牡丹奖颁奖仪式暨惠民演出在江苏宿迁举办,广州市文化馆“一团火”曲艺创作基地演员杨婷凭借节目《梦想成真》喜获中国曲艺牡丹奖新人奖。而这已经是她第二次夺得这一奖项,早在2008年,杨婷参演的《中国娃娃爱曲艺》节目,便摘得了第五届中国曲艺牡丹奖节目奖。2014年,杨婷参演的曲韵串串烧《年味儿》还曾登上央视马年春晚。 日前,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了这朵“90后”曲艺金花,听杨婷回忆了自己20多年的从艺路、介绍了身后同气连枝的曲艺大家庭,讲述自身对于曲艺艺术的见解以及对曲艺传承的期待。 学艺路: 妈妈当伯乐,十岁广州学艺 杨婷出生在河北,因从小热爱表演,又因家族里出了两位著名曲艺表演艺术家杨子春、史琳,小小年纪便南下广州学艺。随后二十多年时间里,杨婷与两位哥哥逗笑、逗乐,三位姐妹杨蔓、杨苗、杨倩一同学艺、一同成长,拥有了一个以家族血缘为基础、共同从艺经历为联结的曲艺大家庭。 羊城晚报:你从何时开始学习曲艺?当时是怎样一个契机? 杨婷:2000年,我10岁时开始正式学艺。当时在老家河北的农村上学,我妈妈觉得我惯爱“人来疯”,喜欢唱唱跳跳,可以试试演艺这个行业。恰巧身在广州军区战士歌舞团的爷爷杨子春回老家探亲,我妈就去学校把我逮了回来,给我换了条裙子,让我表演了个下腰,唱了一段、跳了一段。爷爷看后觉得我是块材料,就答应了。 羊城晚报:之后就千里迢迢来了广州?你小小年纪心里不打鼓吗? 杨婷:不怕是不可能的,当时条件不好,家里人也没送我,就我一个人跟着爷爷来。送我上车时,我爸哭得不行,他最疼我,舍不得我。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一路上还特别晕车。到了广州见到奶奶史琳(杨子春夫人),她后来回忆起见到我的第一印象,“张嘴只能看到一排牙”。太黑了,哈哈。 羊城晚报:学艺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杨婷:就是一切服从指挥,听从安排。基本上,每天就是练功、吃饭、学习、睡觉。爷爷奶奶对我们还是很严格的,架山膀一错就罚下腰,要不然就罚走圆场。我们兄弟姐妹六个人天天就是练,大清早五点半一睁眼就练功。 羊城晚报:这种军事化的学艺日子,过了多久? 杨婷:直到2016年,我跟爱人结婚才结束宿舍集体生活。事实上,直到现在我们的宿舍都还保留着,我们排练的集合点叫3701,是部队分配给爷爷的一间老房子。我们所有的创作灵感都出自那里。直到现在,一有创作任务,大家还是小鸟回巢一样,“3701集合”! 羊城晚报:你们日常要练哪些功? 杨婷:练语言、练唱、练形体、练舞蹈。舞蹈我们要练踢踏舞、民族舞、街舞;唱类要练单弦、西河大鼓、梅花大鼓、京韵大鼓、河南坠子……很多曲种;还要练乐器,二胡、四胡、椰胡、三弦、八角鼓、快板、云板、铜板……都得学,都得掌握。 羊城晚报:所以,曲艺家得首先是一个杂家。 杨婷:对,先是杂家,博采众长,广泛涉猎。再各门都钻,然后做到各项都专。 拿新奖: 反串老阿叔,再摘“牡丹” 中国曲艺牡丹奖是由中国文联、中国曲协共同主办的全国性曲艺专业奖项,每两年评选一届。经过20多年的发展,现已成为中国曲艺界最重要的奖项和文化盛事,是无数曲艺人为之奋斗的“明珠”。本届牡丹奖共收到报送节目472个,数量为历届之最。能够脱颖而出,杨婷直言感恩和兴奋:“大家群策群力,才又摘得一朵‘牡丹花’,我的内心很感恩。” 羊城晚报:小时候想家怎么办?会有叛逆、不想干了的时候吗? 杨婷:每天晚上都会想,除了哭,也没其他办法。天南地北大老远,我一个小孩,没有钱也不会买票,也没有办法跑去哪儿。 羊城晚报:所以学艺对你来说,一开始就是一条没法回头的路? 杨婷:真的是没有办法回头,但是练得越久,自己也会越喜欢,也能感觉到爷爷奶奶的含辛茹苦。渐渐地,也会觉得曲艺是我的精神支柱。 羊城晚报:除了苦,学艺路上,有啥温馨有趣的事情? 杨婷:最大的幸运就是拥有了一家人。当时我们“四小杨”四个女孩住一个房间,都姓杨,房间就叫“羊圈”。哥哥们住另外一屋,那时逗笑逗乐都比较胖,一米八的大高个有两百斤,他们的房间就叫“猪屋”,哈哈。 羊城晚报:2008年,就曾凭借《中国娃娃爱曲艺》摘得第五届中国曲艺牡丹奖节目奖,此次再获新人奖,你心里会有不同的感触吗? 杨婷:新人奖是个人奖项,对表演者的要求很高,能得此奖,我自己是很激动的。我今年已经32岁了,能在超龄前达成这个心愿,确实很难得。还有,我看了获奖名单,基本上每位获奖者都有很长的艺龄,这也再次提醒我,对于曲艺人来说,基本功要坚实,要把根在舞台上扎牢。 羊城晚报:从你本人的角度来看,获奖作品《梦想成真》的哪些亮点打动了评委? 杨婷:首先,内容上讲述的是援藏驻村干部的故事,立意比较高。其次,形式上的亮点是反串,我要演一个藏族老阿叔。反串自然是有难度的,声音、形体都要特别留意进入角色当中,还要唱得地道。此外,整个表演过程需要自弹自唱,还要加入表演,既考验动作的协调性,也考验跟其他演员的默契,确实挺不容易的。 羊城晚报:排练和筹备的过程顺利吗?最大的挑战在哪里? 杨婷:《梦想成真》最初是爷爷去西藏采风时写的。参赛前,为了保证内容的时效性,我们又进行了升级润色:在前前后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所有的词都推翻,所有的唱腔都推翻,所有的表演形式、排位都推翻……再加上我还有其他活动要忙,整个人处于快被逼疯的状态。过程中,我也有过放弃的念头,心想“为什么要这样折腾自己?新人奖太难了,全国就五个,怎么就轮到你头上?”但是后来,凭着一股不服气、不甘心的劲儿,我坚持了下来。 羊城晚报:得奖之后,家人们有跟你说什么吗? 杨婷:就是说“恭喜”,大家既有平常心,又觉得很激动、兴奋、来之不易。每得一个奖,爷爷奶奶都会肯定我们,说“这是你们从小努力得来的”。 羊城晚报:从艺这么多年,你认为哪几个作品可以称得上你的代表作?在你眼中,一个好的作品要满足哪几个标准? 杨婷:《中国娃娃爱曲艺》《八面春风唱辉煌》《科学发展砺雄狮》和《一波三折》,包括这次获奖的《梦想成真》都是很好的作品。第一,观众要觉得好;第二,思想高度要高,要符合时代;第三,故事性要好,内容抓人;第四,表现形式要新颖,还必须根归曲艺。 羊城晚报:再摘“牡丹”后,你的新目标是什么? 杨婷:我期望我们一家八口能一起创作一部大型曲艺剧。我们一家八口都得过“牡丹奖”等重磅奖项,创作和演出的实力是很过硬的。 忆波折: 患病写遗书,排练仍不懈 “宝剑锋从磨砺出”,尽管有爷爷奶奶的哺育和兄弟姐妹的相扶相助。从艺路上,杨婷经受的磨砺并不少,由于经年累月的刻苦训练和繁重的演出任务,杨婷常年受到颈椎疼痛的困扰,在20多岁花一般的年华里还面临患上乳腺肿瘤的风险,“当时我从90多斤瘦到74斤,一阵大风就能把我刮倒。其间,我一度把遗书都写好了”。 羊城晚报:从艺路上,你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杨婷:生病。可能是因为经年累月超负荷的排练和演出,我的颈椎常年不好。23岁那年,我的乳腺又出了问题,疼痛肿胀到感觉像要爆开了,内里又硬得跟石头一样,怀疑是得了恶性肿瘤。当时,我从90多斤瘦到74斤,感觉一阵风就能把我吹倒。但我每天还是坚持唱,坚持练,坚持下部队,所有人看着我都觉得好可怜好辛苦。其间,我一度把遗书都写好了。 羊城晚报:为何在遗书都写好的情况下还是坚持练功? 杨婷:不然我还能干啥呢?我那时就是不想闲下来,让我干啥都行。我只要在家里待着就会想着去收拾东西,相当于提前整理遗物,爷爷奶奶看见了会更心疼。记得当时我经常正上着课,爷爷奶奶就会突然哭得不行,然后大家就哭成一团。 羊城晚报:生病的经历对你来说也是一种巨大的历练。 杨婷:对,我的抗压能力特别强,我是一个不娇气的人,多大的亏我都能吃。也是因为心态好和幸运吧,2017年,我儿子出生后,我各项体检指标都正常了。 羊城晚报:从什么时候开始,你觉得自己从一个学艺者转变成一个较成熟的曲艺表演者? 杨婷:应该是25岁左右。小时候爷爷奶奶说啥就是啥,十七八岁开始对曲艺有自己的理解,但停留在表层,真正深入进去应该是23岁至25岁之间,有了自己的思想,可以自己创作。慢慢深入理解到什么是真正人物化的表演,什么是有内容的创作,什么是紧跟时代等等。 曲艺这行有个特点是“自己做饭自己吃”,没有那么多人给你服务,很难有专门的创作团队给你写好了作品再供你去演。每个曲艺表演者有自己的强项,可能是演,可能是唱,可能是创作,可能是组织能力……但是大家在创作作品时,是一个集体,一个团队。 羊城晚报:那你的最强项是什么? 杨婷:我最擅长演,唱和排戏也不错。一般演个男孩、老太太、老爷爷,这种特别需要放得开的角色,基本上都是我。 羊城晚报:这跟你本人的性格有关系? 杨婷:有关!放不开你就演不出来。我先生是很斯文的一个人,谈恋爱的时候,他来看我排练。那天刚好我在演一个日本鬼子,头发盘起来、穿个衬衫、贴个胡子,还有很多夸张戏谑的唱腔……就是一个地道的丑角。当时他在台下,但我也得甩开膀子演起来啊,不放开就没效果。那天,爷爷表扬我了:“当着对象的面也敢这样撒开了演出来,真棒!” 说心境: 既要保持钝感,也要充分敏感 “曲艺这条路没有捷径可走”,采访中,杨婷频频对羊城晚报记者感叹。回望来路,“第一次登台、第一次上电视、第一次下部队、第一次得奖……”无数个“第一次”见证了杨婷一步一脚印地成长。她认为:“艺术从业者的心一定要定,才能耐得住寂寞,练得好基本功,传承好技艺。” 羊城晚报:从业22年来,有哪几个节点对于你来说至关重要? 杨婷:太多了……第一次登台、第一次上电视、第一次得奖等等。我记得我第一次上电视时还很小,懵懵懂懂、带着一定会挨骂的念头去的,那时我和杨蔓在一个音乐类曲艺节目里,一人演红灯一人演绿灯。后来,广东电视台把节目播出来,全家人都兴奋不已,觉得我俩是“上过电视的大明星了”,杨倩和杨苗的妈妈顺势就把她俩也送来学艺,这才有了我们“四小杨”。 羊城晚报:2008年,你参军入伍。其实从2000年开始,你便连续21年跟随原战士歌舞团下部队慰问演出。那是一种什么体验? 杨婷:下部队演出的演出量是比较大的,每下一次部队大概是20天,早上演一场,下午演一场,晚上还要演一场,一天三场,我们得带着几大箱乐器,还得自己搭台。一年时间里,我大概能演120场。 我记得有年在海南慰问演出,气温实在太高了,我们的脸上都直接爆皮,衣服没有一天能全干,全被汗水浸得湿透透的。 羊城晚报:很多曲艺大家都借助影视平台大放异彩,从业多年,你从没想过走多栖发展的道路吗? 杨婷:2014年左右,有经纪公司伸出橄榄枝想要包装我们“四小杨”,但我们没有去。那时候对娱乐圈有误解,觉得如果选择了走签约艺人的路线,就没办法专心钻研曲艺了。我们的成长环境很简单,生活中就只有曲艺、舞台、表演,对于社会并不了解,原来甚至连换身份证都不知道去哪儿办、该怎么弄,有点大白痴的感觉(笑)。 羊城晚报:对你来说“心要纯”是第一位的? 杨婷:对,但是现在我的思想转变了。现在觉得不管哪条路,只要自己把握好,坚持做个有追求的曲艺人,与娱乐圈、影视圈多多互动,也不失为一种好的宣传曲艺的手段。 羊城晚报:生活在一个相对真空的环境当中,会对艺术创作有帮助吗? 杨婷:有,心思会比较纯净,只想自己应该想的事情。 羊城晚报:艺术家不是应该对社会有更深刻的洞察吗? 杨婷:所以平时要多看书、多看报、多学习,要多听长辈的教导,上级开会我们也去旁听,领会精神。当要去创作某个题材的作品时,我们就会深入到这件事情当中去了解、去采访。 羊城晚报:就是“既要有钝感,也要敏感”? 杨婷:是的,曲艺难就难在它不是一下就出来的,是用时间和精力磨出来的,你只能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用来耕耘艺术。你可以接商演维系自己的生存,有了资金财力支持才有条件创作更好的作品,但没有“以艺为先”的思想支柱支撑着自己也是不行的,心境不能不纯。 谈传承: 做大群众基础,再求拔尖人才 如今,杨婷不仅是一名曲艺演员和创作者,舞台之外,她还是一位曲艺文化的传播者。她表示:“我打从心底里想把曲艺的传承工作做好,以往我走到哪里都是年龄最小的,心理上也总觉得自己是小孩。这两年,我感觉到自己已经是中坚力量了,要自觉地把一部分责任担起来了。” 羊城晚报:你现在有在带学生吗?你采用哪种教学方法? 杨婷:有,我现在手上亲自带了七八个学生。我对基本功很看重,希望学生能把基本功夯实,再去深耕一个个作品。我的教学风格有点儿随爷爷奶奶,还是比较严格的,一定要达到预期效果。 羊城晚报:但练功的强度跟你们小时候完全不是一个量级吧? 杨婷:对,完全不一样。于他们来说是爱好、娱乐,对我们来讲是职业、事业。即便有孩子想把曲艺作为事业,多数家长也会犹豫。我是不希望这种现象发生的,但是这种现象是肯定会发生的。 羊城晚报:你们接受的曲艺教育方法已经成为不可复制的旧模式了吗?在曲艺传承方面,探索出一条完善的新路了吗? 杨婷:对,我们之前有点像《霸王别姬》里面那样,口传心授、住家习艺,戏比天大。现在只能是普及式、广泛式的教学,以便激发孩子们对曲艺的兴趣,比如给他们演好的作品,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以鼓励为主。值得高兴的是,现在好多学校也在邀我们去开设曲艺课。 羊城晚报:所以,你们就是尽量把受众基数做大,能不能出人才还要看天时地利人和? 杨婷:确实是这样,尽管政府、文联、曲协、文化馆等各方非常支持、也采取了很多措施,但培养下一代的任务仍是特别紧要和紧迫的,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方法,可以完全胜过旧时的方法。现在也少有人愿意把自家儿女从小交托到曲艺这一条路上,但曲艺演员好就好在“越老越吃香”,有才华能吃苦、对这行有热爱的孩子还是应该勇敢追梦。 羊城晚报:你觉得杨子春、史琳二位老师给你最宝贵的财富是什么? 杨婷:教会我做人做艺,先做人再做艺。爷爷有一句话“为活而活,没辙找辙”,还有“拳头永远是拳头,单指永远没有它重”,运用到曲艺里就是要综合发展,不能只会一项。在他眼里,我们确实比别人苦得多,但未来收获的幸福也会多。 另外,爷爷奶奶很新潮、不守旧,非常喜欢创新,但是绝对要求专业,“不能变着变着没有曲艺的味儿了”。 羊城晚报:如今,你对曲艺这个行当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杨婷:我希望它遍地开花。曲艺在北方大受欢迎,在广东相对小众。将来,希望我能创作更好的艺术作品回馈观众,也希望北方曲艺在南方开出更美的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