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逗笑、逗乐与“四小杨”先后入伍参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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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杨”童年演出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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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婷在舞台上颇放得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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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作品《梦想成真》剧照，杨婷饰演藏族老阿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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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艺演员吹拉弹唱都得会 |
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煜 实习生 邓晓妍 近日，第十二届中国曲艺牡丹奖颁奖仪式暨惠民演出在江苏宿迁举办，广州市文化馆“一团火”曲艺创作基地演员杨婷凭借节目《梦想成真》喜获中国曲艺牡丹奖新人奖。而这已经是她第二次夺得这一奖项，早在2008年，杨婷参演的《中国娃娃爱曲艺》节目，便摘得了第五届中国曲艺牡丹奖节目奖。2014年，杨婷参演的曲韵串串烧《年味儿》还曾登上央视马年春晚。 日前，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了这朵“90后”曲艺金花，听杨婷回忆了自己20多年的从艺路、介绍了身后同气连枝的曲艺大家庭，讲述自身对于曲艺艺术的见解以及对曲艺传承的期待。 学艺路: 妈妈当伯乐，十岁广州学艺 杨婷出生在河北，因从小热爱表演，又因家族里出了两位著名曲艺表演艺术家杨子春、史琳，小小年纪便南下广州学艺。随后二十多年时间里，杨婷与两位哥哥逗笑、逗乐，三位姐妹杨蔓、杨苗、杨倩一同学艺、一同成长，拥有了一个以家族血缘为基础、共同从艺经历为联结的曲艺大家庭。 羊城晚报：你从何时开始学习曲艺？当时是怎样一个契机？ 杨婷：2000年，我10岁时开始正式学艺。当时在老家河北的农村上学，我妈妈觉得我惯爱“人来疯”，喜欢唱唱跳跳，可以试试演艺这个行业。恰巧身在广州军区战士歌舞团的爷爷杨子春回老家探亲，我妈就去学校把我逮了回来，给我换了条裙子，让我表演了个下腰，唱了一段、跳了一段。爷爷看后觉得我是块材料，就答应了。 羊城晚报：之后就千里迢迢来了广州？你小小年纪心里不打鼓吗？ 杨婷：不怕是不可能的，当时条件不好，家里人也没送我，就我一个人跟着爷爷来。送我上车时，我爸哭得不行，他最疼我，舍不得我。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一路上还特别晕车。到了广州见到奶奶史琳（杨子春夫人），她后来回忆起见到我的第一印象，“张嘴只能看到一排牙”。太黑了，哈哈。 羊城晚报：学艺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杨婷：就是一切服从指挥，听从安排。基本上，每天就是练功、吃饭、学习、睡觉。爷爷奶奶对我们还是很严格的，架山膀一错就罚下腰，要不然就罚走圆场。我们兄弟姐妹六个人天天就是练，大清早五点半一睁眼就练功。 羊城晚报：这种军事化的学艺日子，过了多久？ 杨婷：直到2016年，我跟爱人结婚才结束宿舍集体生活。事实上，直到现在我们的宿舍都还保留着，我们排练的集合点叫3701，是部队分配给爷爷的一间老房子。我们所有的创作灵感都出自那里。直到现在，一有创作任务，大家还是小鸟回巢一样，“3701集合”！ 羊城晚报：你们日常要练哪些功？ 杨婷：练语言、练唱、练形体、练舞蹈。舞蹈我们要练踢踏舞、民族舞、街舞；唱类要练单弦、西河大鼓、梅花大鼓、京韵大鼓、河南坠子……很多曲种；还要练乐器，二胡、四胡、椰胡、三弦、八角鼓、快板、云板、铜板……都得学，都得掌握。 羊城晚报：所以，曲艺家得首先是一个杂家。 杨婷：对，先是杂家，博采众长，广泛涉猎。再各门都钻，然后做到各项都专。 拿新奖: 反串老阿叔，再摘“牡丹” 中国曲艺牡丹奖是由中国文联、中国曲协共同主办的全国性曲艺专业奖项，每两年评选一届。经过20多年的发展，现已成为中国曲艺界最重要的奖项和文化盛事，是无数曲艺人为之奋斗的“明珠”。本届牡丹奖共收到报送节目472个，数量为历届之最。能够脱颖而出，杨婷直言感恩和兴奋：“大家群策群力，才又摘得一朵‘牡丹花’，我的内心很感恩。” 羊城晚报：小时候想家怎么办？会有叛逆、不想干了的时候吗？ 杨婷：每天晚上都会想，除了哭，也没其他办法。天南地北大老远，我一个小孩，没有钱也不会买票，也没有办法跑去哪儿。 羊城晚报：所以学艺对你来说，一开始就是一条没法回头的路？ 杨婷：真的是没有办法回头，但是练得越久，自己也会越喜欢，也能感觉到爷爷奶奶的含辛茹苦。渐渐地，也会觉得曲艺是我的精神支柱。 羊城晚报：除了苦，学艺路上，有啥温馨有趣的事情？ 杨婷：最大的幸运就是拥有了一家人。当时我们“四小杨”四个女孩住一个房间，都姓杨，房间就叫“羊圈”。哥哥们住另外一屋，那时逗笑逗乐都比较胖，一米八的大高个有两百斤，他们的房间就叫“猪屋”，哈哈。 羊城晚报：2008年，就曾凭借《中国娃娃爱曲艺》摘得第五届中国曲艺牡丹奖节目奖，此次再获新人奖，你心里会有不同的感触吗？ 杨婷：新人奖是个人奖项，对表演者的要求很高，能得此奖，我自己是很激动的。我今年已经32岁了，能在超龄前达成这个心愿，确实很难得。还有，我看了获奖名单，基本上每位获奖者都有很长的艺龄，这也再次提醒我，对于曲艺人来说，基本功要坚实，要把根在舞台上扎牢。 羊城晚报：从你本人的角度来看，获奖作品《梦想成真》的哪些亮点打动了评委？ 杨婷：首先，内容上讲述的是援藏驻村干部的故事，立意比较高。其次，形式上的亮点是反串，我要演一个藏族老阿叔。反串自然是有难度的，声音、形体都要特别留意进入角色当中，还要唱得地道。此外，整个表演过程需要自弹自唱，还要加入表演，既考验动作的协调性，也考验跟其他演员的默契，确实挺不容易的。 羊城晚报：排练和筹备的过程顺利吗？最大的挑战在哪里？ 杨婷：《梦想成真》最初是爷爷去西藏采风时写的。参赛前，为了保证内容的时效性，我们又进行了升级润色：在前前后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所有的词都推翻，所有的唱腔都推翻，所有的表演形式、排位都推翻……再加上我还有其他活动要忙，整个人处于快被逼疯的状态。过程中，我也有过放弃的念头，心想“为什么要这样折腾自己？新人奖太难了，全国就五个，怎么就轮到你头上？”但是后来，凭着一股不服气、不甘心的劲儿，我坚持了下来。 羊城晚报：得奖之后，家人们有跟你说什么吗？ 杨婷：就是说“恭喜”，大家既有平常心，又觉得很激动、兴奋、来之不易。每得一个奖，爷爷奶奶都会肯定我们，说“这是你们从小努力得来的”。 羊城晚报：从艺这么多年，你认为哪几个作品可以称得上你的代表作？在你眼中，一个好的作品要满足哪几个标准？ 杨婷：《中国娃娃爱曲艺》《八面春风唱辉煌》《科学发展砺雄狮》和《一波三折》，包括这次获奖的《梦想成真》都是很好的作品。第一，观众要觉得好；第二，思想高度要高，要符合时代；第三，故事性要好，内容抓人；第四，表现形式要新颖，还必须根归曲艺。 羊城晚报：再摘“牡丹”后，你的新目标是什么？ 杨婷：我期望我们一家八口能一起创作一部大型曲艺剧。我们一家八口都得过“牡丹奖”等重磅奖项，创作和演出的实力是很过硬的。 忆波折: 患病写遗书，排练仍不懈 “宝剑锋从磨砺出”，尽管有爷爷奶奶的哺育和兄弟姐妹的相扶相助。从艺路上，杨婷经受的磨砺并不少，由于经年累月的刻苦训练和繁重的演出任务，杨婷常年受到颈椎疼痛的困扰，在20多岁花一般的年华里还面临患上乳腺肿瘤的风险，“当时我从90多斤瘦到74斤，一阵大风就能把我刮倒。其间，我一度把遗书都写好了”。 羊城晚报：从艺路上，你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杨婷：生病。可能是因为经年累月超负荷的排练和演出，我的颈椎常年不好。23岁那年，我的乳腺又出了问题，疼痛肿胀到感觉像要爆开了，内里又硬得跟石头一样，怀疑是得了恶性肿瘤。当时，我从90多斤瘦到74斤，感觉一阵风就能把我吹倒。但我每天还是坚持唱，坚持练，坚持下部队，所有人看着我都觉得好可怜好辛苦。其间，我一度把遗书都写好了。 羊城晚报：为何在遗书都写好的情况下还是坚持练功？ 杨婷：不然我还能干啥呢？我那时就是不想闲下来，让我干啥都行。我只要在家里待着就会想着去收拾东西，相当于提前整理遗物，爷爷奶奶看见了会更心疼。记得当时我经常正上着课，爷爷奶奶就会突然哭得不行，然后大家就哭成一团。 羊城晚报：生病的经历对你来说也是一种巨大的历练。 杨婷：对，我的抗压能力特别强，我是一个不娇气的人，多大的亏我都能吃。也是因为心态好和幸运吧，2017年，我儿子出生后，我各项体检指标都正常了。 羊城晚报：从什么时候开始，你觉得自己从一个学艺者转变成一个较成熟的曲艺表演者？ 杨婷：应该是25岁左右。小时候爷爷奶奶说啥就是啥，十七八岁开始对曲艺有自己的理解，但停留在表层，真正深入进去应该是23岁至25岁之间，有了自己的思想，可以自己创作。慢慢深入理解到什么是真正人物化的表演，什么是有内容的创作，什么是紧跟时代等等。 曲艺这行有个特点是“自己做饭自己吃”，没有那么多人给你服务，很难有专门的创作团队给你写好了作品再供你去演。每个曲艺表演者有自己的强项，可能是演，可能是唱，可能是创作，可能是组织能力……但是大家在创作作品时，是一个集体，一个团队。 羊城晚报：那你的最强项是什么？ 杨婷：我最擅长演，唱和排戏也不错。一般演个男孩、老太太、老爷爷，这种特别需要放得开的角色，基本上都是我。 羊城晚报：这跟你本人的性格有关系？ 杨婷：有关！放不开你就演不出来。我先生是很斯文的一个人，谈恋爱的时候，他来看我排练。那天刚好我在演一个日本鬼子，头发盘起来、穿个衬衫、贴个胡子，还有很多夸张戏谑的唱腔……就是一个地道的丑角。当时他在台下，但我也得甩开膀子演起来啊，不放开就没效果。那天，爷爷表扬我了：“当着对象的面也敢这样撒开了演出来，真棒！” 说心境: 既要保持钝感，也要充分敏感 “曲艺这条路没有捷径可走”，采访中，杨婷频频对羊城晚报记者感叹。回望来路，“第一次登台、第一次上电视、第一次下部队、第一次得奖……”无数个“第一次”见证了杨婷一步一脚印地成长。她认为：“艺术从业者的心一定要定，才能耐得住寂寞，练得好基本功，传承好技艺。” 羊城晚报：从业22年来，有哪几个节点对于你来说至关重要？ 杨婷：太多了……第一次登台、第一次上电视、第一次得奖等等。我记得我第一次上电视时还很小，懵懵懂懂、带着一定会挨骂的念头去的，那时我和杨蔓在一个音乐类曲艺节目里，一人演红灯一人演绿灯。后来，广东电视台把节目播出来，全家人都兴奋不已，觉得我俩是“上过电视的大明星了”，杨倩和杨苗的妈妈顺势就把她俩也送来学艺，这才有了我们“四小杨”。 羊城晚报：2008年，你参军入伍。其实从2000年开始，你便连续21年跟随原战士歌舞团下部队慰问演出。那是一种什么体验？ 杨婷：下部队演出的演出量是比较大的，每下一次部队大概是20天，早上演一场，下午演一场，晚上还要演一场，一天三场，我们得带着几大箱乐器，还得自己搭台。一年时间里，我大概能演120场。 我记得有年在海南慰问演出，气温实在太高了，我们的脸上都直接爆皮，衣服没有一天能全干，全被汗水浸得湿透透的。 羊城晚报：很多曲艺大家都借助影视平台大放异彩，从业多年，你从没想过走多栖发展的道路吗？ 杨婷：2014年左右，有经纪公司伸出橄榄枝想要包装我们“四小杨”，但我们没有去。那时候对娱乐圈有误解，觉得如果选择了走签约艺人的路线，就没办法专心钻研曲艺了。我们的成长环境很简单，生活中就只有曲艺、舞台、表演，对于社会并不了解，原来甚至连换身份证都不知道去哪儿办、该怎么弄，有点大白痴的感觉（笑）。 羊城晚报：对你来说“心要纯”是第一位的？ 杨婷：对，但是现在我的思想转变了。现在觉得不管哪条路，只要自己把握好，坚持做个有追求的曲艺人，与娱乐圈、影视圈多多互动，也不失为一种好的宣传曲艺的手段。 羊城晚报：生活在一个相对真空的环境当中，会对艺术创作有帮助吗？ 杨婷：有，心思会比较纯净，只想自己应该想的事情。 羊城晚报：艺术家不是应该对社会有更深刻的洞察吗？ 杨婷：所以平时要多看书、多看报、多学习，要多听长辈的教导，上级开会我们也去旁听，领会精神。当要去创作某个题材的作品时，我们就会深入到这件事情当中去了解、去采访。 羊城晚报：就是“既要有钝感，也要敏感”？ 杨婷：是的，曲艺难就难在它不是一下就出来的，是用时间和精力磨出来的，你只能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用来耕耘艺术。你可以接商演维系自己的生存，有了资金财力支持才有条件创作更好的作品，但没有“以艺为先”的思想支柱支撑着自己也是不行的，心境不能不纯。 谈传承: 做大群众基础，再求拔尖人才 如今，杨婷不仅是一名曲艺演员和创作者，舞台之外，她还是一位曲艺文化的传播者。她表示：“我打从心底里想把曲艺的传承工作做好，以往我走到哪里都是年龄最小的，心理上也总觉得自己是小孩。这两年，我感觉到自己已经是中坚力量了，要自觉地把一部分责任担起来了。” 羊城晚报：你现在有在带学生吗？你采用哪种教学方法？ 杨婷：有，我现在手上亲自带了七八个学生。我对基本功很看重，希望学生能把基本功夯实，再去深耕一个个作品。我的教学风格有点儿随爷爷奶奶，还是比较严格的，一定要达到预期效果。 羊城晚报：但练功的强度跟你们小时候完全不是一个量级吧？ 杨婷：对，完全不一样。于他们来说是爱好、娱乐，对我们来讲是职业、事业。即便有孩子想把曲艺作为事业，多数家长也会犹豫。我是不希望这种现象发生的，但是这种现象是肯定会发生的。 羊城晚报：你们接受的曲艺教育方法已经成为不可复制的旧模式了吗？在曲艺传承方面，探索出一条完善的新路了吗？ 杨婷：对，我们之前有点像《霸王别姬》里面那样，口传心授、住家习艺，戏比天大。现在只能是普及式、广泛式的教学，以便激发孩子们对曲艺的兴趣，比如给他们演好的作品，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以鼓励为主。值得高兴的是，现在好多学校也在邀我们去开设曲艺课。 羊城晚报：所以，你们就是尽量把受众基数做大，能不能出人才还要看天时地利人和？ 杨婷：确实是这样，尽管政府、文联、曲协、文化馆等各方非常支持、也采取了很多措施，但培养下一代的任务仍是特别紧要和紧迫的，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方法，可以完全胜过旧时的方法。现在也少有人愿意把自家儿女从小交托到曲艺这一条路上，但曲艺演员好就好在“越老越吃香”，有才华能吃苦、对这行有热爱的孩子还是应该勇敢追梦。 羊城晚报：你觉得杨子春、史琳二位老师给你最宝贵的财富是什么？ 杨婷：教会我做人做艺，先做人再做艺。爷爷有一句话“为活而活，没辙找辙”，还有“拳头永远是拳头，单指永远没有它重”，运用到曲艺里就是要综合发展，不能只会一项。在他眼里，我们确实比别人苦得多，但未来收获的幸福也会多。 另外，爷爷奶奶很新潮、不守旧，非常喜欢创新，但是绝对要求专业，“不能变着变着没有曲艺的味儿了”。 羊城晚报：如今，你对曲艺这个行当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杨婷：我希望它遍地开花。曲艺在北方大受欢迎，在广东相对小众。将来，希望我能创作更好的艺术作品回馈观众，也希望北方曲艺在南方开出更美的花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