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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颖在华南农业大学的旧居 羊城晚报记者 易芝娜 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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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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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卢永根（右3）随丁颖院士（左3）在宁夏引黄灌区 |
羊城晚报记者 易芝娜 通讯员 任海虹 说起杂交水稻，人们多会想到“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其实，1930年前后，一位比袁隆平年长42岁的岭南科学家就已开始进行杂交水稻试验，这位蜚声世界的科学家，就是华南农学院（华南农业大学前身）第一任校长丁颖。他被业内公认为“中国稻作科学之父”。 丁颖是中国首位用栽培稻与野生稻杂交、成功育成新品种的稻作学家，1934年，他成功培育出世界上第一个具有野生稻血缘的杂交水稻新品种“中山一号”，1936年，他又选育出每穗可产稻谷上千粒的人工杂交水稻品种“千粒穗”，轰动了整个东亚稻作界。 1955年，丁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1957年，周恩来总理亲自任命他为农业部中国农业科学院首任院长，并称誉他为“中国人民优秀的农业科学家”。 丁颖历任中山大学农学院和华南农学院院长、教授，也是我国农业高等教育的先行者，一生心系现代中国的农业教育。1961年他编著出版《中国水稻栽培学》，这是第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水稻教材专著。今年，丁颖所开创的作物学学科，助力华南农业大学跻身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 抚今追昔，这位勤勉爱国、鞠躬尽瘁的杰出科学家值得我们长久追念。 人生中两个重要的“12年” 1888年11月25日，丁颖出生于广东省高州县（原茂名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的父亲丁林泰深知没文化的苦处，坚持举债也要供孩子上学。1906年，丁颖从私塾考入县城里的高州中学，他决意报考农科，“要使吃不尽苦头的农民与现代科学发生联系”。 1910年，丁颖考入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博物科，因成绩优异，后来获得了公费留学日本的机会。 1919年，丁颖即将从日本熊本第五高等学校毕业时，适逢国内“五四”运动爆发，东京留学生上街游行，遭日本军警血腥镇压。丁颖气愤之余，不思久留，加之当时家境拮据，决定辍学回国。回国后，他先后在高州中学、高州农校任教，还曾任广东省教育厅督学。但丁颖看不惯当时的官场习气，难以实现“科学救国”的愿望。1921年，他再度赴日，考进东京帝国大学农学科第一部攻读农艺，1924年获学士学位毕业回国。 丁颖先后在日本求学12年，既掌握了扎实的现代农业科学理论知识，也因种种异国遭遇，激发了他强烈的爱国心和民族自尊心，他立志要“教育救国”“科学救国”。 广东省政协委员、华南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历史遗产研究所所长倪根金教授长期致力于收集整理丁颖的相关资料。2013年，他在日本东京大学档案馆发现丁颖完成于1924年的日文本科毕业论文《米的品质的比较研究》，以16开大小的铅笔手抄本形式被校方精心留存，这证明丁颖当时的论文已得到相当的重视。 学成回国后，丁颖被广东大学农业科学院（中山大学农学院前身）聘为教授。 为提高我国粮食产量，结束吃“洋米”的历史，丁颖积极开展水稻灌溉和吸肥规律的研究，对广东粮食生产问题做了大量调查，写下《改良广东省稻作计划书》和《救荒方法计划书》等文章，还建议政府每年拨出1%的“洋米进口税”作为稻作科研经费。无奈民国政府不重视农业生产，生产力低下。丁颖意识到培育良种才是当时唯一可行的增产办法。 1927年，丁颖拿出部分工资积蓄来补充匮乏的科研经费，与同事、学生们一起走出校园，在广东省茂名县公馆圩筹建了我国第一个稻作专业试验基地——南路稻作育种场。 1927年至1939年，又是一个12年。丁颖与同伴们陆续建立了石牌稻作试验总场和沙田（东莞）、东江、韩江、北江等共6个稻作试验分场，全面展开了水稻纯系育种与杂交育种的研究工作。 这两个重要的“12年”，一方面为丁颖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令他有了充分的实践，为他在稻作科学上的研究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屡创“第一”毫不居功 华南农业大学文博馆（档案馆、华南农业博物馆）馆长谢正生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提到，自1924年起，丁颖便积极从事稻作研究，共育成水稻品种110个。其中，开展水稻系统育种，先后育成优良水稻品种84个；育成杂交水稻新品种26个。他是我国第一个用栽培稻与野生稻杂交育成新品种的稻作学家，为我国丰富的稻作遗传资源利用开创了新途径。 那时候，广东大学农业科学院位于现在广州市农林路一带。1926年，丁颖在学校附近犀牛路尾的沼泽地里发现了一株野生水稻，他将这株野稻种子命名为“犀牛尾”。经过8年反复筛选，育成“中山一号”，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具有野生稻血缘的杂交水稻新品种。该尝试很大程度缓解了当时的粮食荒年。 1936年，他又从华南水稻栽种品种“旱银占”和印度野生稻种人工杂交的后代中，选育出每穗能多达千多粒的水稻杂交种，俗称“千粒穗”。这一发现震惊中外，对发掘水稻高产潜力的研究大有启迪。 后来，他不断尝试更适合国民的新稻种，用系统育成品种与印度野生稻杂交，又在早熟、矮秆和比较大穗的品种间进行杂交育种，40多年持续不断。在此基础上，半个多世纪以来，后辈水稻育种人致力于“中山一号”及其衍生品种研究，已发展出至少8辈95个品种，累计推广面积达12369万亩以上。 2003年，丁颖的学生兼助手、华农第二任校长卢永根院士在第一届全国野生稻大会上指出：“丁颖院士不愧为中国野生稻种质资源之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丁颖受到党和政府的信任、关注和重视，他曾当选为第一届、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一届、第二届广东省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以及首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 丁颖一生创下的“第一”不胜枚举，但他从不将这些功劳揽于一身。1961年，他主编的《中国水稻栽培学》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水稻教材专著。 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全国政协原常委、广东省政协原副主席李金培回忆，丁颖早在1958年便初步完成了这本书的绝大部分章节初稿，当时大家建议他以个人名义出版，丁颖却坚持要发挥集体力量。他亲自邀请了国内一些专家共同参与写作，比如请鲍文奎先生编写《稻种的选育》，马锷、陈一吾编写《轮栽》，赵善欢编写《虫害防治》等，最后整合交由国家出版。 20世纪60年代初，丁颖主持了“中国水稻品种对光温条件反应特性的研究”，这也是我国一项少见的科研大协作。他前后共组织了国内12个科研单位协同8个省区设8个试验点和两个附点参与研究。1963年，在丁颖的建议下，中国农科院、广东省农科院和华南农学院联合创建了我国第一个水稻生态研究室，集合各方力量进行稻作生态研究。 明确提出人类栽培稻种起源中国南方 日本农史学家渡部武教授1989年在主编《中国的稻作起源》一书时，首次称丁颖为“中国稻作学之父”。 《中国的稻作起源》收录了丁颖的一项重大贡献，就是他于1957年发表的《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一文，明确提出人类栽培稻种起源于中国南方。 丁颖在文中还澄清了一些错误说法。例如，1928年日本学者加藤茂苞等人撰文把栽培稻分为日本型和印度型两个亚种，甚至认为中国的栽培稻部分来自印度，又称在中国栽培了数千年的粳稻为“日本型”等。而丁颖查阅了大量古农书，并结合自己20世纪20年代就在我国华南热带地区发现有多年生野生稻的事实，经过多方研究最终认定：我国多年生普通野生稻是亚洲栽培稻种的祖先，而中国栽培稻种则起源于华南。 丁颖认为，2100多年前，我国古籍中就已明确地从米质的“粘与不粘”出发，记载了粳、籼两大类型的地理分布和特征特性。他将日本人划分的日本型和印度型改定为粳亚种和籼亚种，指出日本的稻种是由我国传过去的。这些结论后来都得到了国际公认。 据悉，《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荣获了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农业教育史上的“实干家” 丁颖是我国高等农业教育先驱，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人民教育家。 他的学生何贻赞在《丁颖教授传略》中记述：1940年，一度迁址云南澄江的中山大学决定回迁粤北，丁颖临危受命出任中大农学院院长。他克服重重困难，想方设法加强师资队伍，改善办学条件，吸引了许多有志青年前来深造。广州解放初期，丁颖再挑重任，第二次出任该院院长，短短时间便令曾因战火元气大伤的中山大学农学院恢复了正常教学秩序；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和广西大学三所高校的农学院部分合并组建华南农学院，丁颖成为首任院长；1957年，他受命担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首任院长，并兼任华南农学院院长。 “为振兴中华农业办教育”，是丁颖一贯的办学指导思想。20世纪50年代初，丁颖勉励华南农学院毕业班学生，“要以足够的勇气和信心来承担社会主义农业改造和建设的任务”“一定要热爱农业、热爱农民、热爱农村、热爱农业生产，牺牲目前的个人利益，献身于长远的农民群众的利益，以求达到为农业生产服务的目的”，并强调指出“这是我们农学家的起码条件”。 丁颖十分重视教学、科研、生产（推广）三者相结合的教育方式。他建起的6个稻作试验场，不仅促进当地的农业生产，也密切配合了教学，培育了科教队伍。这一成功经验开创了广东省农业科研事业的新局面，在推动农业院校与农业科研机构同步发展，促进“三农”（农业厅、农科院、农学院）的协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经过他与同事们的共同努力，当时中山大学农学院已成为有8个学系和试验研究机构较齐全的农学院；华南农学院成立，又成为国内少数设有农、林、牧、蚕桑、农机等多专业和多学科研究机构的综合农科大学。如今，华农拥有全世界收藏古农书最多的中国农业历史文献特藏室，这也是当时在丁颖的大力支持下建立起来的。 据华农教授、著名水稻专家吴灼年回忆，1963年，丁颖老师仍以75岁高龄，亲自带队考察西北稻区。后来，他病情急剧恶化，就算“用枕头压住肝痛部位，仍浑身冒汗”，坚持在济南做完了考察报告，才同意送回北京医院，经确诊为肝癌晚期，住院仅20天就与世长辞了。 丁颖在生命弥留之际，说了一句：“我这辈子都没有懒过。” 资料图由华南农业大学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