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互鉴、和而不同：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径与原则

　　□余成普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当今世界大势，是各国人民共同期盼。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了题为《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演讲，首次在外交场合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时值当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强烈响应。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根基与当下意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核心内涵展现的是合作共赢、文明互鉴、平等互信、守望相助、团结协作的国际关系新秩序。这一理念深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在不同时期，中华文明和中国的思想家们对共同体、天下大同的追求一贯而持续。

　　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下一家”，主张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憧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世界。《礼记·礼运》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论语·雍也》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尚书·尧典》的“协和万邦”，都充分展现了古人对“天下为公”大同社会的理想憧憬，以及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责任抱负。北宋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明末清初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思想进一步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和天下兴衰联系起来，凸显出那个时代士大夫们的精神世界和“天下一家”的强烈意识。近代康有为的“大同社会”、孙中山的“天下为公”更为明确地将“天下一家”“大同社会”视为理想的政治秩序。此外，中国传统的“和”的观念，以及“义利”的辩证关系都体现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中。

　　当下，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病毒跨越了国与国的边界，任何国家都难以做到独善其身，再次表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和紧迫性。2019年，习近平主席向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大会致贺信，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也是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就要求我们以开放的心态，超越各种偏见，互相学习有益的防控经验，在交流互鉴中寻求疫情防控的最佳方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全球化带来了人与人、地区与地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紧密依存，而人、物、信息等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流动，反过来也增加了各领域的风险。为此，世界各国人民应该秉持“天下一家”理念，张开怀抱，彼此理解，求同存异，共同开创人类美好的未来，也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

　　可以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下的延续和发展，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审时度势，为人类应对新型国际政治挑战、减少全球化副作用开出的一剂良药。

　　二、文明互鉴、和而不同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径和原则

　　在人类的发展历程中，各民族在不同的历史传统、生态环境、地缘政治中形成了独特的文明形态。它们在长期的交流、互动乃至冲突中，不仅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明交融景象，也逐步形成了丰富多彩而又各具特色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这些文明成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价值和精神力量，也是民族认同的根本。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文明之间的交流和互相影响更是空前，各个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越加紧密。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虚无缥缈的理想国，它是文明形成中的必然，也是时代发展的要求。在全球范围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要求我们坚持以文明互鉴代替文明冲突，以文明交流代替文明隔阂、以文明共存代替文明优越、以文明欣赏代替文明贬抑。其中文明交流和互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路径。

　　坚持文明的交流和互鉴，要求我们摒弃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偏见，坚信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过程，文明并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坚持文明的交流和互鉴，要求我们不能以自己的文明和价值观去评判其他文明的形态，甚至鄙夷其他文明形态。坚持文明的交流和互鉴，也要求我们互相借鉴，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共同应对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为全人类的幸福构建稳定和谐的世界秩序。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明交流互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应该坚持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文明是多样的理念，让人类创造的各种文明交相辉映，编织出斑斓绚丽的图画，共同消除现实生活中的文化壁垒，共同抵制妨碍人类心灵互动的观念纰缪，共同打破阻碍人类交往的精神隔阂，让各种文明和谐共存，让人人享有文化滋养。”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认为文明的差异影响了国家的交往，随着技术的进步、国际交流的频繁，文明的冲突将不可避免。《论语》有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里的和而不同当然主要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放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处理上，就会发现，和而不同仍然是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重要理念。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下的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智慧。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不扩张、不谋求势力范围，不搞军备竞赛。中国将继续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坚持和而不同，让我们看到了丰富多彩的文明形态的活力和价值，认识到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是独特的，坚持求同存异、取长补短，不攻击、不贬损其他文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文明的多样性，乃至生物的多样性，是我们这个世界丰富多彩的源头，不应该也不能够成为冲突的理由。

　　三、人类学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上的学科价值

　　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上有重要的学科借鉴意义。文化相对论、文化整体观，以及跨文化比较是人类学的基本理念。文化相对论主张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形成过程，在文化比较时，应充分尊重其他文化的价值，不以自己的文化价值标准去评判其他文化形态；整体观则要求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某种文化要素，而是将文化要素放入社会整体中加以探讨；而文化比较的目的则是发现文化的共享和差异，以洞察文化的深层结构，展现文化的多样性。这些理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理念完全契合。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新型国际关系，需要我们首先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和文明，即我们现在说的区域国别有充分的认识和理解，而人类学对其他文化和文明的深入调查和民族志书写可以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和方法。因此，海外民族志应成为文明互鉴、获取一手信息的先遣队。只有对其他文化和文明有充分理解的基础上，文明交流和互鉴才可能顺畅。进一步，我们只有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也对其他文化有洞察认识时，在文化交流中才能做到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从而确定自己在多元文化中的位置，与其他文化一起，共同建立一个广泛认同的基本秩序和共处原则。著名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1993年提出了十六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可以看成是人类学在处理不同文明关系上的最为精练的表达，反映了中国人一以贯之的整体思维方式。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建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明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人类学这门学科自西方引入，这门学科的话语体系主要来自西方。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中国的人类学学科必须转型和深化。在学理探讨的同时，如何服务国家战略，是时代给这门学科提出的要求，也是国家对从事这个学科的工作者提出的要求。我们应该紧紧抓住时代机遇，将学科与时代和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既迈向“人民的人类学”，也迈向“国家战略的人类学”，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健康中国战略等诸方面作出积极贡献。

　　（作者系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院长、“大湾区人文共同体重点实验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