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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花地文学榜年度诗歌得主 王家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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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新，1957年6月出生于湖北丹江口，诗人、批评家、翻译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著有诗集、诗论随笔集、译诗集等数十种 |
文/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访谈】 不需要什么“平衡” 做彻底的思想者 羊城晚报：作为您四十年心路历程的形象凝结与诗艺呈现，最新诗集《未来的记忆》于您的创作生涯而言有何意义？ 王家新：从上个世纪80年代前后到现在，我的写作的确已有四十来年了。如果从写作时间来看，不仅我个人，我们这代诗人大概是写作时间最持久的一代人，北岛、多多他们都还在写。 这在文学史上的确是很罕见的。对一个诗人来说，最可怕的莫过于突然失去或渐渐失去创作的动力。 我很早就认定诗歌是一条远路，用一生也无法完成。所以我很赞同奥登所说的“大诗人是一个持续成熟的过程”。虽然我不太爱用“大诗人”这个说法，我只要求自己成为一个真实的、“可信赖”的诗人（这是我判断一个诗人的标准）。 这部诗选的最后一首是《在洞头》，诗中我引用了张枣的一句话：“既然生活失败了，诗歌为什么要成功呢？”而全诗的最后一句是：“我们流泪，听着大海的冲刷声。”这就是我对我自己或我们这代人的某种“总结”。 失败，的确，甚至是惨败，但何谓“成功”呢？不管怎么说，我的写作，就是要把自己带到某种更伟大、也许更无情的生命存在面前，并去接受它那不息的“冲刷声”。 羊城晚报：创作中，您是如何平衡“诗意”与“哲思”之间的关系的？ 王家新：在一个贫乏的文化环境下，我当然希望我的写作能带来某种思想性和精神性，带来某种“思”的可能性。但这和那种老套的“哲理诗”不一样，对此你看得很清楚。 这么说吧，我希望我的诗能够成为“存在之诗”，而不只是对现实的某种反映或情绪的抒发。这种“存在之诗”必然包含了对世界、对我们自身存在的洞察力。这种“存在之诗”本身就是一种贯穿性的诗性，它不只是几句格言。它和诗的血肉也不可分离。 所以，不需要做什么“平衡”。一个诗人要做的，是彻底的思想者。 羊城晚报：您写诗的初衷和理由是什么？又是什么让您一直坚持创作？ 王家新：对你提出的这个问题，我可能在少年时代就解决了。记得我还在上初中时，一个上过省卫校的阿姨看到我那样痴迷于读书后很吃惊：“你要当文学家？当文学家是要吃苦的！”我郑重地点了点头，虽然我对一切还懵懵懂懂。但我知道我注定会属于文学，会献身于它，而无论它给我带来什么。 所以，不必再问诗的位置和意义。它是我存在的理由。我不坚持也得坚持。这就像多多有一次对我说的：“是你要翻译策兰吗，是策兰要你翻译他！” 力求对时代进行 更普遍的“揭示” 羊城晚报：中国现代新诗发展现状如何？今天我们对“诗意”的理解和呈现有进一步加深吗？ 王家新：其实，在今天，我们对“诗意”的理解和呈现更需要进一步拓展和加深，因为荒诞无名、变化多端的现实对我们的写作提出了新的巨大的挑战。 我们都感到了这种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一个访谈中我曾说“如果我们不能对我们所处的时代真正有所揭示，不能写到它的痛处、难处和晦暗不明处，我们就对自己作为一个诗人无法交代”。 且不说疫情时期我所写下的诗，今年俄乌冲突以来，我也写下了《在我们这个时代》《战时见闻录》这两组诗。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这一生还会写战争诗，当然，我们自己并不在那个炮火连天的战场上，我只是通过“战时见闻”，力求对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进行一种更具有普遍意义的“揭示”。 羊城晚报：诗歌在这个时代面临着怎样的命运？一个诗人又该如何通过诗歌去书写这个时代？ 王家新：这几年的疫情全球大流行和残酷战争，迫使诗人们的创作面临新的要求和挑战。诗歌不能说“繁荣发展”，但诗人们并没有少写。乌克兰的雪下在成千上万人逃难的路上，也下在诗歌的掩体里。时代最迫切的主题又再次转向了灾难、见证、焦虑、拯救与希望。 中西诗学的融合 需要长期艰巨的努力 羊城晚报：您一直积极致力于现代诗学多种可能性的探寻，在您看来，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与传统有着怎样的关系？ 王家新：几千年的古典诗歌对我们从来都很重要，哪怕它是一种“缺席的在场”。近年来我除了写一些与陈子昂、杜甫、苏轼对话的诗外，我也研究西方诗人对他们的翻译。我还写有《作为“同时代人”的杜甫》一文，试图让他重新来到我们中间，成为我们的同时代人。 至于古典诗歌对当下诗歌的发展有着怎样的借鉴意义，我还建议人们去看看昌耀、西川、欧阳江河、陈先发、胡弦等人的创作，他们比我做了更多有益的尝试。他们各有各的方式，但都在“致力于现代诗学多种可能性的探寻”。 羊城晚报：西方现代诗对中国新诗的发展有着怎样的意义和影响？ 王家新：西方现代诗曾经对中国新诗的发展有着至为重要的意义。比如说，如果离开了奥登的影响，穆旦就不会成其为穆旦。 这种影响在今天依旧存在，比如说策兰之于多多，之于广东的一个优秀女诗人林丽筠。我还记得十多年前她就策兰的诗和翻译给我的一封长信。看她近些年来让人不无惊异的诗，我想她已完全无愧于这种影响了。 这里我还要说，这种关系早已不是那种被动的“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而是一种更为成熟的相互寻找、对话、交流的关系，是在一个新的层面上的互译和互文关系。 至于如何融合中国传统和西方影响，这会是一种长期的、艰巨的诗学努力。近些年来，我试着以一种新的方式来纳入我们的传统文脉（如组诗《旁注之诗：秋兴》等），我的写作也一直着重意象、情境、细节、“留白”这种古典传统。但西方诗歌那种诡异的心智运作、差异性视角和反讽技艺对我仍十分重要。 让写作成为一种良知 一种语言的尺度 羊城晚报：该如何提升诗人创作过程中语言的自觉，从而保持诗歌内在的深度和精神质量？ 王家新：诗歌是一种语言的存在，诗的价值是一种语言的价值。语言问题也一直处在诗学问题的核心。这里不谈理论，最起码，诗人应努力抵御普遍的语言惰性。没有人能忍受对语言的败坏。 目前我更注重语言的新鲜感、独特性、穿透力和锐利程度。但在另一方面，我想诗的语言不仅要有“功”（讲究语言的锤炼和技艺），更要“有神”。一个诗人梦想的，就是他的语言他的诗，最终能够进入到一种出神入化的境地。 羊城晚报：一首好诗有哪些标准？ 王家新：写诗当然是有标准的，我在一个地方也说过，“写作不仅是一种辨认，还应是对这种辨认的确立和坚持：让它成为一种良知，一种语言的尺度”。可能，这就是我在这几十年里所做的工作。当然，这很难，尤其是在一个基本上丧失了“审美判断力”的年代。 然而又必须去做，又必须达到一种更高的肯定，不然我们的写作就是毫无意义的。我在以上提到了“可信赖的诗人”，只有那种在文化的混乱甚至敌视中，一直体现了这种良知、这种语言的尺度的诗人，才称得上是这种诗人。 【致敬词】 王家新《未来的记忆》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年8月 以诗进入当下，以诗写下“未来的记忆”，分明显示出作者的一份自信，相信这些承载着四十年情感记忆的诗歌，一定会穿越现在，抵达未来。 自然朴素的言语姿态、从容舒缓的抒情调式、稔熟机智的深度叙述，多种修辞手段的挥洒，同丰满的意象、深沉的思辨遇合，抵达内敛蕴藉的风格境界，直击读者心灵。其“崇高”的伦理坚守与技术打磨，对重建当下诗歌写作具有特殊的启迪。 【感言】 为抵达现实的荒野而写作 很高兴参加这次花地文学榜在深圳的文学活动，也非常感谢这次花地文学榜将诗歌奖授予我，我想这对我的创作会是一个重要的激励。 这次我获奖的诗集叫《未来的记忆》。曾经有读者问我，未来的记忆是什么意思？是从未来往回看我们的一生吗？或者是我们提前把未来过了一遍吗？不管怎么说，诗人是在语言中重塑时空的人，甚至可以说诗人是为未来而生的人，因为诗是苦难中的梦想，是希望，是生活的可能性，也是对当下的审视和召唤。 如果问，我的写作体现了什么，我想它体现了一种在场的诗群。我认为我的写作能够不断地抵达诗人们所说的“无力经历的当下”，我们一定要经历当下。无论我的写作是什么方式，目的都是为了抵达现实的荒野。 这当然不容易，因为我们所说的当下不仅变化多端、荒诞无力，而且充满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所以，面对未来，也就是面对当下的挑战。作为一个诗人，我深感无力而且惭愧，但诗人应该要把握这个时代，深入其中，需要把握它的疼处、难处，这样我们才能如阿甘本所说的，“把自己的凝视紧紧保持在时代之上”。 诗人还应该在更广阔深远的历史时空下把握自己的写作，他不仅是时代之子，还应是文明之子、宇宙之子，还应穿过全部的历史，“以文学的历史之舌讲话”。 同样，这样的写作还体现了一种空间思绪，无论远与近、有与无，大海的召唤与城市的喧嚣，过去、现在、未来，一切都并存于一个永恒的当下。我以为，一个诗人把握了这样的当下，他的写作也就指向了未来。 （文字整理：羊城晚报记者 林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