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022花地文学榜年度长篇小说得主 陈彦 |
|
|
陈彦，1963年出生于陕西镇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驻会副主席。创作有《西京故事》等戏剧作品数十部，三次获“曹禺戏剧文学奖”。凭借长篇小说《主角》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
|
|
|
文/羊城晚报记者 吴小攀 【访谈】 无意间成为戏剧、 小说的游走者 羊城晚报：您是怎么走上小说创作道路的？ 陈彦：我是从小说、散文起步，走着走着，写起了话剧、戏曲，就基本定位成了职业编剧。再后来，又回归小说，是觉得小说负载量大，更能传递自己的表达需求，就又把精力放到小说上了。也许对戏剧、小说两面都有接触，发现世界文学范围内，能打通这两项创作的人很多，自己只是个无意间的游走者。 羊城晚报：戏剧创作和长篇小说创作感受有何不同？ 陈彦：它们的差异其实很大，戏剧要让故事力量集中爆发，冲突越激烈越能充分表达情感，深刻揭示思想精神意蕴。而传统小说虽注重讲述故事，但反对故事的戏剧化，更像谈天说地聊家常，所谓话本，就是说话么，在一地的世情烟火中，把你带入孤独、撕裂、和解甚或寂灭中。但二者本质都还是要讲故事，借他山之石，把你诱惑到作者设置的各种陷阱里，让你觉得妙趣横生、回味无穷，又不堪回首、唏嘘不已，甚或走火入魔、以假当真，那时你就真上了戏剧家和小说家的当了。他们会偷着乐：进来了，终于有人跟进来寻找真实性了。 羊城晚报：您如何定位自己的总体创作风格？在长篇小说《喜剧》中，您设置了一个特殊的叙事视角——一条柯基犬的视角，这是不是向现代主义有所借鉴？ 陈彦：定位自己作品的风格，对作家而言是十分困难的事情。我的每一部作品的风格，很多时候都不是有意为之的设定或选择，而是与自己希望通过作品表达的思考密切相关。作品最终呈现出的“总体风格”，也是自己觉得最能艺术性地表达自己的思考的风格。 当然，现实主义传统对我的启发和影响是比较大的。我喜欢的长篇小说像《红楼梦》《卡拉马佐夫兄弟》《静静的顿河》等，都被归入这一类。但即便如此，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现实主义所呈现出的样貌也是各有千秋。时至今日，作家融通传统的，现代的艺术经验拓展自己作品的艺术表达，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羊城晚报：您觉得自己是否可归入“文学陕军”？ 陈彦：“文学陕军”是特定时期的一个特定概念。他们代表了陕西文学在一个时期的生命精神锐气。那股剽悍之风、英武之气，留给后辈作为一种标高就行了。但我不喜欢在这个概念以外，再搞出一个有关文学的别样“编队”来。文学应该是开放的、包容的，相互学习借鉴的，携手共进的，而不要做出一群人急行军的样子。文学得沉下来，慢下来，塌下身子，下大力气去做“暗物质”，很多时候都是一种单干姿态，孤独得想发疯。得学会一个人走夜路，走着走着，发现好多人都在咬牙走，那就是队伍了。 阅读要从单一的文学 突围出去 羊城晚报：什么是推动您数十年不懈创作的动力？ 陈彦：我觉得主要是爱好。唯有爱好才能几十年风风雨雨走过来。开始就是爱好，那么多人爱，一定有道理。那时作家也威武，听说谁是作家，顿时肃然起敬，挤到近前，唯恐没看清人家脸面的细部构造。后来作家越来越成为一种对写作者的称呼，就是强烈的爱好与生命表达欲望在支撑了。当兴趣建立起来后，就应该来有信念跟上。文学写作从本质来讲，趣味还是推动写作的关键。觉得写得有意思，才会努力去朝更有意思的写。 羊城晚报：您认为，对一个作家来说，经验、阅读（知识储备）、写作，哪一个更重要？ 陈彦：我个人认为生命经验、阅读积累、不断操刀都很重要。没有生活经验积累，仅靠技术去写，一读就可以读出来。而仅靠生活经验，没有对他人的学习借鉴，也会错失良机，把生活经验变成一堆流水账。它们就是相谐相生的过程。阅读、写作不可偏废。阅读包括书本与生活的双重阅读。阅读更需要从单一的文学范围突围出去，有时突围得越远越好。 羊城晚报：哪些作家、作品曾经对您有较大的影响？ 陈彦：至于哪个作家或哪几个作家对我影响更大，那要分不同时期。比如我初初开始戏剧写作的时候，莎士比亚、易卜生、契诃夫、包括元杂剧作家的影响就大一些。后来越读越杂，从明清笔记小说到欧美文学，到俄罗斯文学，再到日本文学、再到南美文学，都有或深或浅的涉猎；也从司马迁找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比如最近，我又拿起世界比较公认的最早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过去看不进去，觉得单调、简单、重复，几起几落，而这次看进去了，并且觉得很有趣，也很丰富。 羊城晚报：什么样的作品才能真正流传后世？ 陈彦：我是一个学习和借鉴者。关于什么样的作品能成为“经典”并传诸后世的问题，我想“标准”也不是单一的。既有必然因素，也会有偶然因素。最终是靠一群群、一代代读者读出来的。作为阅读个体，我个人最看重的关键词是：历史、现实、传统。“历史”是指对中华民族甚至人类发展史的宏阔的理解；“现实”是指能否在时代的总体性视野中把握和处理繁复的生活和精神经验；“传统”则是指能否学习、借鉴、融通古今中外优秀的思想、文学和文化遗产，扎根于本土和自身现实经验所进行的新创造。 羊城晚报：教化、审美、娱乐，您觉得文学的主要功能是什么？ 陈彦：教化是具有审美价值以后的附加值。相信任何作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作用于社会。如果能让一个杀人犯读了你的小说或看了你的戏，当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那更是作家求之不得的事。可似乎还没眼见为实过。总之，写作只有具有了审美价值，才可能谈上“载道”与“化育”。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吧！ 再忙的人都应该有时间 思考和记录 羊城晚报：作为一名公务员，您是如何挤出时间思考和写作的？ 陈彦：以个人的经验而言，作家有些其他社会工作，对创作是有益的。何况大多数作家也多是兼职，真正专业作家并不多。我们老讲要体验生活，对于我，就有了些体验之便。作家需要有更广阔的接触社会的经度与纬度，过于狭小的读书写作生活对于写作是不足的。再忙的人，都应该有时间去从事思考和记录，关键你得爱。对于热爱的事情你就会有大把的时间去投入。 羊城晚报：能不能描述一下日常“典型”的一天？ 陈彦：我的写作主要在晚上和节假日。有时晚上会看演出，那是工作，更是一种学习。节假日有时也开会，研讨某部作品或某种创作现象，既是工作同样是学习。当然，三年疫情，也给了我一些居家的时间。要说典型的一天，六点半起床，做一会儿平板支撑、俯卧撑，就洗漱、早点，然后去上班；中午休息半小时，练习一会儿书法，再上班，再下班。没人叫我吃饭，因为我不喝酒，这三年又有疫情，吃了容易被流调，比较尴尬。回家后先上跑步机，边跑边看各类专题片，有时也看“工作片”。看完进书房。十一点半上床，吃安眠药，快速入睡…… 羊城晚报：听说您是一位天文爱好者，这和写作有什么关系吗？ 陈彦：我爱好天文是由不自觉走向自觉的。小时乡村的天空至今记忆犹新，那真是繁星灿烂，我以为应该是数以万计。后来一个天文学家对我讲，肉眼最多能看到四五千颗。想必我那时一定看到过四五千颗同时在场的星空景观。后来我一直订阅着《天文爱好者》杂志，文学类都不定了，可这本杂志一直在。天体的科学认知就是“观察”二字，文学又何尝不是？ 羊城晚报：看到浩翰的宇宙的时候，会不会觉得人特别渺小，甚至感到悲观？ 陈彦：我们渺小得不值一提，但在已知的寰宇内，还没有发现别样的生命呈鲜活状，熙来攘往，突破了七十亿，还在爱情、仇恨这些文学最擅长表达的视域内飞蛾扑火、冲锋不止。我最近完成了一部长篇，就叫《星空与半棵树》，写的时间长了，近两年才修改整理出来。里面会有些天文的浅悟与表达。我对观测深空充满兴趣，自己也有一台望远镜。观测的结果，是对渺小的生命充满了乐观与自信。 【致敬词】 陈彦《喜剧》 作家出版社2021年3月 凭着“西京三部曲”，他享誉戏剧界；近年更以“舞台三部曲”蜚声文坛。作家陈彦的脚步从未停歇。 新作《喜剧》依然聚焦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在戏与人生的交织中牵连出广阔的人间世相，演绎着对戏曲与历史、时代的精辟理解。消费时代，求变抑或抗争，都难免悲壮。传统戏曲从历史的远处走来，其当下命运即是“传统”的命运写照，它的前途即是“传统”的未来走向。知所从来，方明所去，对待它的态度，正是我们对待自身的态度。 【感言】 既要有求变的敏锐 也要有持守的钝性 文学正是在阅读与被不断认可、提起中，让作家有了更多的自信与劳动的荣光。 《喜剧》是我书写与舞台艺术有关的长篇小说三部曲之一。此前的《装台》，是写为舞台服务的幕后工作人员的一些艰辛而又不乏温情的生活故事；而《主角》，就集中写了一个和多个秦腔主角、配角四十年命运的坎坷历程与情感胶着；《喜剧》，则是以父子三人的“丑角”生涯为经线，希望拉开社会的精神面向纵深，看到各种喜剧与悲剧互换的细微动因。一些喜剧的低级趣味，正是大众低级趣味的合力牵引所致。我们应该集体承担在行进过程中生命所失去的那些分量。 当然，小说作为文化“标本”之一种，既要有求变的敏锐，也要有持守的钝性。在我心中，它永远都是一种复合体，不仅在历史、现实、人性、世情中复合，也要在新旧中加强勾兑，让它保持一种恒常的混沌状态。文学没有唯一。小说作法没有标准答案，如果有，那一定会成为小说的灾难。人的行为在制造着无尽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也有无尽的变数。 世界上最早的一部长篇小说《源氏物语》，我在青年时期看不下去，既看不到小说技术，也得不到情感、思想共鸣，更看不出现代性，但最近重读时，发现一千年前的作家紫式部，认识人性、看待生活、状物描写都并不比今人少多少深刻、精彩与命运的吊诡感。这就是文学，有时真与传统、现代这些急于厘定的概念关联度很低。是人的行为引起了一切巨变，包括自然给人的各种实锤，最终仍是以人的行为方式在变形或消肿。文学求新求变，是它基本的历史步态，但也应该有别于商业广告那样聒噪得让人不舍旧逐新就不得行、甚至不得活了的急功近利的态度。有时，保守，也是一种横刀立马的破冰姿态。 （文字整理：羊城晚报记者 文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