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蕴涵、特质与时代价值

　　□吴之声 刘海春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也指出：“要讲清楚中国是什么样的文明和什么样的国家，讲清楚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展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从未中断过的文明，是人类历史上“连续性文明”的典范，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人文蕴涵。因此，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蕴涵，彰显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和时代价值，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中华文明的独特蕴涵

　　近现代人们对“文明”的理解深受西方文明理论的影响。现代文明观念兴起于西方启蒙运动时期，是西方学者用于解释世界历史发展过程的概念。由于受现代文明观念的影响，现代汉语中的“文明”往往对应着英文中的“civilization”，中国原初的“文明”及其独特蕴涵遭到一定程度的遮蔽，故重新厘清“文明”的中国意义，揭示中西文明的本质区别，才能彰显中华文明的主体性。

　　事实上，“文明”一词很早就以词组的形式出现在先秦时期的中华典籍中。《周易》多处提到“文明”，如“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尚书》记载了对帝舜的称赞：“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先秦典籍中的“文明”一词表达了中华先人对天地宇宙、人文道德的洞察，体现着中华民族在格物致知、道德修养、礼仪制度等方面所达到的高度。

　　在古代中国，“文明”一词的蕴涵由“文”与“明”的涵义共同构成。“文”既指承载着天地之“道”的礼乐礼仪与典章制度，如《论语》言：“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淮南子》言：“礼者实之文也”；又表示美好道德精神的象征，是内在精神道德的向外呈现，蕴含人经由教化之后超越自然性而体现出的德性和道德气质之义，如《周易》言：“其德刚健而文明”，又如《尚书》中的“濬哲文明”，《论语》中的“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明”中的“明”为《大学》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之“明”，意指内在之“明德”不断得到显明，既是人顺应天地之道和接受道德感化而使内在德性得到呈现的过程，也是人类社会在礼乐教化中不断由人之成德而进达秩序分明之境的过程。可见，中华“文明”具有鲜明的道德与人文蕴意，是通过礼乐与礼仪制度来对人们进行教化和感化，不断涵化人的自然性，形塑人的德性人格和社会人伦秩序的过程，使人与社会从自然世界走向人文化成的道德世界。中华文明作为一种原生文明，使“中国”不同于西方近现代的“民族国家”，而是具有强烈道德感和文明期许的“共同体”。

　　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

　　倡导“人文化成”与“天下文明”的中华文明具有独特的精神品质，为中国道路的发展提供深厚的文化底蕴。

　　第一，推崇“人”与人文精神。与“以神为中心”的宗教性文明不同，中华文明在对天人关系、人神关系的思考实践中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形成了“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传统。在周代，面对“帝”与“天”的神秘性及其带来的社会问题，中华先人由对“帝”“天”的敬惧转为对“德”的追求，开始关注人自身的现实努力，“天”逐渐化变为自然之天和道德之天。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提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和“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理念，以“仁”来阐发“人”，强调人可以通过接受礼乐教化和践行仁爱来成为合乎天命人道的道德主体。对“人”的推崇使中华民族始终基于“人”的标准来认知与改造世界，以“人”的尺度来构建文明，人文关怀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特质。

　　第二，突显道德自觉与伦理本位。中华文明强调人的现世努力，认为人可以通过自觉的道德践履来摆脱蒙昧状态而形成德性人格，并在此基础上推己及人，构建人伦秩序和社会结构。中华文明对“人”的发现与推崇，不是基于对人的理性或欲望的某一方面之觉醒，而是基于对人之整体道德意识的觉醒。道德是中华文明的根基，中华民族在文明实践中形成了礼乐仁义、孝悌忠信的道德准则和规范，个体在自觉认同和践履道德规范的过程中形塑自身的德性人格。中华文明以道德自觉为基础，强调人在群体生活中明确自身的角色和承担相应的责任，从而构建起自身与家、国、天下的关系，使得中华文明具有伦理本位的特质。道德自觉与伦理本位的融合使中华文明不仅强调人之“成己”，更要在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中实现个人的价值，这不仅塑造了中国人整体性的思维方式，也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

　　第三，崇尚和谐整体与德性实践。中华文明对人文精神和道德伦理的推崇，使其在实践发展的过程中内在地追求和谐与崇尚德性。中华文明立足人文与道德基础，从伦理关系出发来认知和构建人与自身、人与社会、人与天地的和谐秩序，形成独特的天人合一、家国一体的文明意识。这种追求整体和谐的文明意识，使具有多样地理与文化样貌的早期中国能在不同区域文明要素的互动融合中，形成“天下文明”的共同体模式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追求和谐价值的中华文明，在个人修养中强调道法自然、身心合一，在社会治理中强调“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与“群居和一”，在天下秩序上崇尚“美美与共”“协和万邦”，形成不同于工具理性和“以力服人”的德性实践传统。

　　中华文明的时代价值

　　中华文明具有独特的蕴涵和精神品质，在中华民族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体现出鲜明的时代价值。

　　第一，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文化根基。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何以是“中国式”的，就在于其基于中国的国情和文化传统，在对中华文明的传承中发展而来。中华文明所内蕴的人文精神和德性传统，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道德准则和价值理念，使中国式现代化以“人”为价值尺度，坚持“五位一体”的文明协调发展格局，推动人与社会的全面进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文明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深厚的德性底蕴和人文基因，为中国式现代化破解西方现代性的工具理性和中心主义危机、扬弃与超越西方现代化道路提供精神资源，使中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智慧的现代化发展之路。

　　第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力量。党的二十大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中华民族正在复兴之路上昂首前行。人类的发展历史表明，一个民族的复兴总是以其文明传承、文化繁荣为前提和价值支撑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内在地要求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复兴，中华文明在民族复兴实践中的创新发展，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与创造力的精神源泉。中华文明的人文精神和价值理念，构建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维系着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激励着中华民族的历史主动与文化自信，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动力与价值引领。

　　第三，推动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又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追求，体现着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界意义。西方现代文明把世界划分为“昨日世界”和“今日世界”、“自我世界”和“他者世界”，背后潜藏着一种“西方—非西方”的“二元对立”思维逻辑，导致了世界不同文明与文化之间的隔阂、分裂和冲突。与此相反，中华文明崇尚开放包容、和谐共生，具有超越种族与地域界限的普遍性品质，蕴含着全人类共同价值。中华文明尚和合、求大同，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也拓展了人类走向现代化、世界实现和平发展的途径，用文明交流破解文明冲突，以平等互鉴的理念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我们只有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增强历史主动与文化自信，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独特蕴涵和精神特质，才能更好展现中华文明的时代价值和影响力感召力，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作者吴之声系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刘海春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研究专项“‘社会主义新文明形态’对世界历史进程的深刻影响研究”（GD22ZDZ01-12）、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传统文化向度与构建逻辑研究”（GD22YMK04）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