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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安 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发生过无数次贬谪，有些仅仅作为政治斗争的结局，留下的是被贬者失意的苦闷哀伤；有些则构成思想、文化的发展契机，对当地后来的思想、文化产生深远影响。唐贞元十九年（803年）韩愈的阳山之贬，无疑属于后者。 韩愈于贞元二十年（804年）二月中下旬到任阳山，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四五月间离开。这一年多的时间，于韩愈而言，是在沉潜之中蕴含着转机的时间；于阳山而言，则是在历史上空前的高光时刻。 正史对韩愈在阳山的记载只有短短13个字：“有爱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作为正史韩愈传的事实基础，韩愈门人李翱、皇甫湜所作《行状》《神道碑》中的记载也差不多；但阳山县后来的史志文献对韩愈这段治理经历的叙述则是浓墨重彩、大笔濡染的。阳山县在明代以前没有专志，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知县李黾始修县志，后来屡经重修，但完整保存下来的不多。《中国方志库》中收录了三种《阳山县志》：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刻的8卷本、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刻的22卷本和民国时期铅印的18卷本。在这些史志著作中，韩愈几乎无处不在，其存在已溢出了传统的史志著作的体例之外。以现存较早的清顺治本为例，全书8卷，处处浮现着昌黎公的身影，弥漫着他的影响。山水中有他经行、到达过的龙宫滩、同冠峡；名胜中有他栖止过的读书台、游息洞、钓鱼台；他与区册曾经留宿过的地方被命名为通儒乡；他经常盘桓、读书于其上的山被命名为贤令山。在两卷《艺文志》中，他的诗文专列为一卷，后来众多作者的诗文为一卷。 韩愈被贬阳山，与他后来被贬潮州，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似之处在于：其一，两次都因忠直言事被贬，前次因论旱饥，后次因谏迎佛骨。其二，都以遭贬之身，赢得当地人民的爱戴和敬仰。在阳山是“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在潮州则是“一片江山皆姓韩”。不同之处在于：其一，贬阳山时，韩愈仅为御史；贬潮州时，韩愈已为侍郎。其二，韩愈贬潮时的善政，驱鳄鱼，禁奴隶，兴教育，都有文献可征；而他在阳山的政治活动，文献中却只有“有爱在民”四个字。因而后人常困惑不解：“退之令阳山也，阳之人以韩字其子，其思深哉！传记退之‘有爱在民’，而莫详其所为爱。”（顺治本《阳山县志》卷五《人物志》附原志评论） 对于韩愈在阳山的行政管理和经济社会活动，相关文献的直接记载确实较少。但以韩愈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绝不至于颓废无所作为，只是文献失载罢了。但如果把视野放开，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看成是一个完整的治理体系，那即使是仅从现存文献看，韩愈也是积极有为、成就突出的。文化的力量，如风拂草，如雨润物，浸润灵魂，自然而然。 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在于，这次阳山之贬在韩愈的学术、文化生命中的意义如何呢？和宋代遭贬的苏东坡“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的超迈不同，此行在韩愈内心更多的是被贬蛮荒之地的陌生感和屈辱感。韩、苏心境的不同，其实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史意义，更多的是由思想史发展的不同阶段造成的。即使如此，这样的遭际和见闻无疑也拓展了韩愈的视野，从他在这个时期和后来写的《次同冠峡》《贞女峡》《送惠师》《送灵师》《答张彻》《送区弘南归》等诗作看，其所呈现出来的新奇的自然意象显然是得到了江山之助。而就其学术的发展而言，在阳山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对儒学的研究和思考也在继续深化。 在阳山县的地方文化建设中，韩愈文化无疑是最值得珍重的精神资源。阳山如今修缮了韩愈文化遗址，陆续建成了韩愈纪念馆、韩愈文化公园、韩愈纪念新馆等景韩、仰韩文化景观，举办了一系列活动。这次出版的《韩愈与阳山》集中了阳山县韩愈研究的优势力量编写完成，全书分为韩愈传略、结缘阳山、泽被阳山、悟道阳山、韩愈阳山诗文录五个部分，较为全面地概括了韩愈与阳山的多方面内容，无疑将对阳山韩愈文化的普及和弘扬起到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