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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木草堂内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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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古城（越秀区）清代书院位置图 |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黄宙辉 实习生 宋骥才 通讯员 任海虹 建城2200多年的历史文化名城广州，文脉源远流长。广州地区盛极一时的古代书院文化，是文脉传承的独特载体，泽被后世。 广州书院有近千年历史，由南宋至清末，广州地区曾出现的书院数量众多，遍布羊城内外。据广州市第四次文物普查及考古发现，广州现存历代学宫及遗址4处，历代书院及遗址20余处，历代书室、书舍、家塾等遗址280余处，历代宗族（祠）书院及遗址近20处。 200年前，在广州城制高点——越秀山及其周边，一批闻名全国的书院——学海堂、菊坡精舍、应元书院等陆续设立，成为明清以来南粤各地顶尖学子求学之地。如今，这里既是广州城市传统中轴线的起点，也是千年羊城文脉所系，成为历史文化名城广州的珍贵文化遗产。 肇始南宋 崇文重教 广州地区的书院始创于南宋，至清末已绵延700余年。《广州古书院》（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编，2022年）记载：据不完全统计，自南宋至清末，广州地区书院、书室家塾及宗族（祠）书院至少有456所，创建或早或晚，规模有大有小，有学宫、官办书院、民办书院；有正统学校功能的书院，也有宗族（祠）性质的书院，还有兼具家族祠堂和学校功能的书室、书社、家塾、学堂等。 南宋时期，程朱理学兴起，朱熹等大儒强调“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的教育理念，倡导独立的学术探索。在这一学术思想的影响下，书院应运而生。广州地区的书院也由此兴起，“当时创建之动机，一方面为纪念被贬谪到这里的名儒，流风余韵，建书院以资敬仰；一方面为当时官吏或乡儒所亲手创建，用以讲学者”（刘伯骥：《广东书院制度沿革》，商务印书馆，1937年）。此时，广州计有玉喦、濂溪、禺山、菊坡、番山等数座书院。据广东文史学者、《广州传》作者叶曙明在《儒林芳草：广州书院史话》一书中记述，南宋宁宗嘉定十七年（1224年）由番禺人梁百揆创办的禺山书院（位于今广州北京路城隍庙西侧），是广州历史上第一所有文字记载的书院，它还与其南数百米的广州府学、以东数百米的番禺学宫一起，形成了广州历史上最早的一个文教区。 在元明更替的战火中，广州地区教育机构也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大多毁于战火，名存实亡。到明代，国家重视兴学育才，出现官立书院的形式，“知府知县莅临郡邑，多以创建书院为良吏政绩的表征”（刘伯骥：《广东书院制度沿革》)。府学、书院等蓬勃发展，无论城乡，多有建立。岭南著名理学家陈献章、湛若水、黄佐等人纷纷立说讲学，创办书院。此时，广州计有崇正、明诚、晦翁、白沙、粤洲、莲花、白云、天关、甘泉等至少30座官办及民办书院。 清初政局未稳，一度在全国禁止创设书院。但随着政权渐趋稳定及皇权教化的需要，在清廷“赐帑千金”的支持下，书院在全国逐渐恢复。康熙至光绪年间，广州不断有书院建立，至鸦片战争前后盛极一时。其中有名的，包括番山、穗城、粤秀、越华、西湖、羊城、应元、增江、圣洲、羊石、文澜等官办与民办书院（《广州古书院》，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编，2022年）。 除了这些正规的公立私立书院外，清代广州城乡还有众多的宗族（祠）书院（或称“姓氏书院”），比较著名的有陈氏书院、何氏庐江书院、朱氏考亭书院、苏氏武功书院、梁氏青云书院等。它们实际上是各姓宗族在广州建立的合族祠，以书院命名。“原为本姓弟子应试居住及合族受屈讼事输粮往来暂寓”(《清介书院条款家塾同例》，清咸丰三年广州西湖路效文堂刊本），可见其建立的目的，与教育有相当关联。此外，还有诸多分布城乡的家塾、书舍、书室、书塾、学堂等，亦属于宗族书院性质，虽不能等同于正规的公立及私立书院，但均具备较好的文教功能，与教育有着密切联系。 阮元、张之洞督粤期间，大力发展经济，在广州创办了学海堂、广雅书院等新式书院，培养了大批经世致用的精英，岭海人物蒸蒸日上，广州俨然成为全国学术之中心。这两处书院成为广东教育史乃至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亮点。 越秀城内 书院奇观 回看广州地区书院发展史，位于当今越秀区内的广州古城区（以下简称“越秀古城区”）古书院群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在明代，设在越秀古城区内的书院约有11间，包括创建于1437年的崇正书院、创建于1531年的白沙书院等。这些书院都名噪一时，其中尤以湛若水所建的天关书院最为著名，心学传人湛若水在此讲学，吸引了大批士子追随求学；而粤秀山（现称越秀山）附近又兴建了多间书院，为粤秀山在清代成为广东学术中心打下了基础。 《广州越秀古街巷》（广州市越秀区文联编，2013年）中记载：“在清后叶，以广州府衙为中心，半径一公里范围内，集中了三所学宫、五所省级书院、一所府级书院、二所县级书院。还有在今大南路、大德路以北，解放路以东，文德路以西，中山四、五路两旁，大小马站、流水井一带云集的数百家以姓氏命名的书院、书室、家塾、家祠，街巷连片，书声相闻，形成高密度的古学校奇观。” 清代，广东各级官府都参与办学，越秀古城区内创办的书院规模愈来愈大，质量也愈来愈高。据学者统计，清代越秀古城区建立的书院（不包括宗族/祠书院）就有13间。这些书院在广东书院发展史、学术史及教育史上均占有重要的地位。如省级的粤秀书院、越华书院与府级的羊城书院并称“广东三大书院”，汇聚了数千人入读，精英荟萃，堪称清前期广东教育的重心所在，而县级的西湖书院、禺山书院也不遑多让，竞相聘请名师授徒课业，成就者众多；其后在粤秀山的学海堂、菊坡精舍更是掀起了广东书院的改革风气，使广东书院趋于讲求实学，开创了晚清广东朴学兴起的新格局；加上只招举人肄业的应元书院的创办，粤秀山俨然成为了广东的学术与文教中心。 越秀古城区借着区内书院的兴盛，聚集了大批优秀人才，刊刻了大量书籍，使之在清代成为广东的文化教育中心，在清中后期更是全国的学术中心之一。这个地区还连带起文化产业的兴旺，各省的书商云集广州，在双门底（今北京路北段）、西湖街（今西湖路）、学院前（今书坊街、教育路南段）一带建起一个书坊群，有案可考的书坊达百余间，书铺鳞次栉比，在光绪初年达于极盛，使广东成为全国的刻书中心之一。广东的藏书家如曾钊、丁日昌、伍崇曜、谭莹父子、潘仕成、孔广陶、邓实、黄节、叶恭绰等，声名鹊起，直接提升了岭南地区的文化地位，也可以视作古城区书院文化造就的文化产业。 越秀古城区书院更广泛的影响，还在于书院人才在晚清社会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书院教育的发达，使广州士子在乡试及会试中都取得了好成绩，入仕人数大量增加，在政治上的作用凸显。如应元书院主讲何璟，曾官至两江总督兼办理通商事务大臣、后至闽浙总督；一代名臣、书法名家李文田官至侍读大学士兼工部右侍郎，也曾任应元书院主讲；“戊戌变法”的领袖康有为曾执教于万木草堂，梁启超曾入读学海堂、万木草堂等著名的广州书院。 修复改造 重获新生 随着清末全国学制改革的推行，越秀古城区书院相继停办，但也有不少书院改办为新式学堂。 从民国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数十年，书院基本不再承担教育功能，大多被改建成大杂院供人居住，有的改建为校舍，因拆迁、改造、征用而被毁弃的亦有，曾经著名的大小马站、流水井书院群落也逐渐没落。进入新世纪之后，不少学者和文化界人士呼吁重视羊城古书院风貌，对其进行保护与活化。一方面可兴建古书院博物馆，保持部分历史记忆，另一方面可以借鉴书院教育模式，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随着近年来各级政府日益重视对广府文化核心地资源的保护，一些现存的羊城古书院获得新生。像清代广州四大书院之首的粤秀书院，原址位于现在的北京路越秀书院街，后于2013年在越秀公园内复建，成为广东省民政厅首家批复成立的书院。此外，广州市政府于2006年开始对万木草堂进行腾空并对其进行修缮，目前万木草堂已被建成文化地标。而青云书院被越秀区政府修复后，有文化机构接手将其改为青云书院艺术馆，继续发扬其书院的办学精神，举办文化活动。庐江书院则变身为金融文化新阵地——岭南金融博物馆，最大程度保持其古建筑本身的特色。 2013年，广州市政府正式通过《广州市大小马站书院群保护与更新规划》方案，大小马站书院群地块拟打造成“广府文化书院街”，书院群将以全新面貌呈现。2023年2月，广州市发改委印发的《广州市2023年重点建设项目计划》等文件中又明确，大小马站书院群保护项目分为两期，其中一期工程项目计划对位于教育路以东、大小马站路以西、南方剧院以北一带书院群进行修复建设，占地约1.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万平方米；二期工程项目位于中山五路以南、教育路以东、伍权里以北、小马站路以西，总用地面积9710平方米，对大小马站书院群进行改造。 保护古老书院，能唤醒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记忆，贯通文化的传承，让历史的沉淀变成广州文化自信的新名片。未来，越秀古城区书院群的保护与更新值得我们期待。 对话：书院沉淀的无形遗产更为宝贵 梁凤莲：（广州市社科院岭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一级作家） 羊城晚报：在您看来，广州古书院对于岭南的文化教育以及文脉的传承，具有哪些积极作用？ 梁凤莲：书院在古代文化史上发挥的作用主要有两个，一是思想传播，二是应试教育。 从思想传播的角度来说，书院的发展，与岭南学术风气的树立基本上是同步的。古代书院传播思想的途径有三个，一为祀贤，二为讲学，三为藏书。从宋代开始，岭南学术大厦完成奠基，明代南海人郭裴在《粤大记》中将冯元、王大宝、余靖、崔与之、李昴英、郭阊列为宋代岭南六先生，赞叹六先生“真五岭间气之钟灵，百代士林之仪表”。宋之后到清，岭南学术风气清朗、大师辈出。但是，仅仅有大师，并不能惠及大众。大师与大众之间，需要一座桥梁，才能将大师的知识、思想传播给大众。百年树人，在过去，书院就是桥梁。 明朝，岭南书院在思想传播方面达到一个高峰，以湛若水等为代表。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归纳，湛若水一生建书院23所。《明史》说他“平生足迹所至，必建书院以祀白沙”，用来传播陈献章的白沙之学。南海人霍韬、方献夫也是一样，出为名臣，入为名士，众多理学名儒在赢得自己学、仕两方面成就的同时，也成全了岭南学术独树一帜的盛誉。 羊城晚报：如今，广州古书院大多难寻踪迹，只留存在文字档案里。在新时代，我们应该怎样发挥古书院的作用？ 梁凤莲：书院的消失是社会进步的产物、时代发展的需要。我们回顾过往，在看到其历史价值的同时，也要一分为二地客观分析书院存在的历史局限性。 书院文化遗产可以分为无形遗产和有形遗产两种，其中无形遗产包括制度遗产、观念遗产、习俗遗产，有形遗产包括文献遗产、文物遗存等。相比有形遗产，书院在千百年演变中沉淀下来的无形遗产更为宝贵，其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修身齐家的道德情怀、好学求知的人生态度才是值得永久延续下去的。 羊城晚报：您曾建议，在广州各区保护、传承文脉，比如在越秀区等地打造书院街、书院群落等。具体来说要如何操作？ 梁凤莲：是否有必要和有可能打造书院街，要看区域内是否拥有相应的文化遗产。传承性保护、创新性发展文化遗产的路径是实现文商旅融合。 国内其他城市在利用科举文化、书院文化方面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像南京夫子庙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江南贡院，建立了中国科举博物馆，是文商旅融合的经典范例。其具有艺术欣赏、历史溯源、科学研究、教育推广等多重功能，已经成为城市公共文化服务和商业旅游发展的有效载体。 同样，广州也拥有丰富的书院文化遗产。我们可以从文商旅融合的立场出发，将书院遗址打造为集展示、研究、教学、交流、旅游等功能于一体的复合型景点，将有利于城市文脉的传承、文化认同的实现。 延伸：推进广州中轴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今年，广州市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推进广州中轴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早在2022年下半年，广州市档案馆、南越王博物院就接连举办了广州传统中轴线相关展览，带观众领略广州城市传统中轴线的历史文化与2200多年的建城历史。 相关政策也进一步规范。2022年3月，《广州市传统中轴线（近代）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规划修编（2021-2035年）》公示，其中要求，在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新扩改建活动的，建筑高度应控制在18米以内，且体量、色彩、材质等应与街区历史风貌相协调。 今年3月，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文物局局长刘晓明介绍，当前，广州已设立工作领导小组和办公室等工作机构，有序开展遗产地点规划、价值研究、调研评估等工作，初步明确广州传统中轴线的申遗路线。在此基础上，广州争取加快进入中国世界遗产的预备名单。 广州有众多古书院处于广州城市传统中轴线范围内或周边，它们身上的岁月痕迹以及承载的历史文化，也正可为广州城市传统中轴线的申遗添砖加瓦。 （本期稿件得到广州博物馆大力支持，特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