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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科与阿茂（左） 张子豪 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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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科（左）与阿茂在天桥上 |
文/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 由羊城晚报报业集团主办的2023“向山海走去”青年导演创作扶持计划（以下简称“山海计划”）仍在火热进行中。今日，活动组委会正式宣布，五条人乐队出任本届“山海计划”发起人。 五条人乐队是音乐圈里知名的电影爱好者。从侯孝贤到王家卫，从库斯图里卡到考里斯马基，他们都能侃侃而谈。他们列出的电影片单不仅在歌迷和影迷中间流传，也吸引了业界的注意。这几年，仁科和阿茂陆续参演了好些影视作品，更是从资深影迷进阶成影视工作者，从音乐人变成演员。 而在创作关怀上，“山海计划”与五条人也不谋而合。五条人的歌曲充满了“本土与世界”之间的强烈张力。《世情》里的打工仔，做着“去纽约，去巴黎，去欧洲看戏，去澳洲钓鱼”的美梦；《地球仪》的歌词，讲述一个“地球是平的”的环球旅行美梦。本届“山海计划”扶持以华侨华人故事为主题的短片创作，同样关注家乡与世界的关联，试图从青年电影人的视角发掘岭南文化的国际面向。 从海丰到广州、从广州到全国，再从中国走向世界，在不断出走的过程中，五条人如何看待家乡与世界之间的关系？热爱电影的他们，又会给“山海计划”的参赛者带来怎样的启发？ 家乡与世界 海丰的牛仔裤 在海丰这座小城里，如何构筑对世界的想象？阿茂说，“世界”最初来自远方的亲戚。 海丰是著名的侨乡，在这里生活的人家，大多有几个在海外打拼的亲戚。他们逢年过节回来，会给孩子们带回糖果、巧克力之类的新鲜玩意。最让阿茂开心的 礼物是亲戚送的书包。另一样令他印象深刻的东西是照片，几十年来，远方的亲戚只要带着相机回来，就会给家乡的亲人拍下几张珍贵的照片。在久远的全家福里，阿茂见过父辈年轻的模样：“现在家里还留着这些照片。有一张大概是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拍的，照片里有我爷爷、奶奶、爸爸还有三个姑姑，二叔和小叔那时候还没出生。” 改革开放后，全国流行着同一句话：东南西北风，发财到广东。外地人来到海丰寻找挣钱的机会，阿茂的父亲是包工头，手下便聚集了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工人。阿茂与当中的一位四川年轻人成为朋友。他比阿茂大10岁，阿茂用蹩脚的普通话跟他聊天，聊他那个遥远的老家；也聊那时候最时兴的波鞋和牛仔裤，怎样才能穿得又酷又帅。 等到阿茂再长大一些，离开海丰成了一件理所当然的事。“这件事没那么复杂。”他说。高考失利，又不想复读，阿茂决定去大城市转转。“那个年代的年轻人都希望出去打拼，大部分去广州和深圳。我只想去广州，因为那时候已经很喜欢听摇滚乐了，广州可以买到打口碟。”2001年来到广州后，阿茂自己做起打口碟生意，不时去华南师范大学旁听电影课。他一直喜欢音乐和电影，后来也爱上旅游。他曾经蹬着一辆80元的自行车从广州骑到云南，存到钱之后可以出国玩，既是旅游，也是关于电影的“圣地巡礼”——为了深爱的库斯图里卡，他去了两次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还给仁科带回一台手风琴。 每次走出去，阿茂最关注当地人的生活状态，“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文化如何影响那里的人”。五条人慢慢做起来之后，有了到国外巡演的机会。几年前，他们到了葡萄牙，跑了五座城市，做了六场演出，其间有好些有趣的体验。阿茂印象最深的是，台下观众大多上了年纪。“演出的第二天，我逛唱片店时遇到一个五六十岁的阿姨，我们聊了聊，她说前一天晚上看了我们的演出。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的观众大部分都是五六十岁的，他们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走过来，一直都有听现场的习惯，文化没有断层”。 纽约的“握手楼” 今年上半年，五条人分头行动。阿茂在国内，仁科则在国外断断续续待了一个多月，先是2月份以电影《艺术学院》配音演员和《雪云》演员的身份参加了柏林电影节，后来又在纽约停留了一阵。 说起纽约，仁科提到他的梦。在一个梦里，纽约的城市面貌如同二十多年前的海丰县城；另一个梦里，仁科的老家捷胜镇长满了一栋挨一栋的高楼大厦，就像曼哈顿。而当在现实中踏足纽约，眼前的景色又让他想起城中村，“曼哈顿就像城中村的巨大版。这是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比北京、上海、香港都拥挤，摩天大楼粘在一起，像是巨型的握手楼”。 在纽约，仁科看了大量的演出，从老爵士到重金属，从百老汇到格林尼治村。他很喜欢音乐家约翰·佐恩，终于在这趟旅程中看上了现场。“他跟传统爵士或是实验音乐都不一样，有独特的风格。有时候旋律特别好听，突然又切换到很疯很极端的状态里。他已经70岁了，但他的音乐还能给我带来很多刺激。”他还去了林肯中心看贝拉塔尔的《鲸鱼马戏团》。匈牙利的电影配英文字幕，仁科说字幕跳得太快来不及看明白，“所以我对整个电影是误解的，但这也挺有意思”。 对于英语，仁科有一个幽默的自评：“我的英语依然是艺术层面的，停留在欣赏的水平，现实交流很困难。”他有一天在纽约街头看一个爵士乐队的演出，有个老太太来搭话。他连听带猜才大概明白了老太太的意思：“她说自己很喜欢中国文化，多年前去过中国的香港，学了一些中文，现在都忘了，中文太难了。她还问我有没有一块钱可以给这支乐队，她说自己不是乐队的人，但很想鼓励一下他们。我靠着听懂一点点和自己的‘脑补’，大概知道她在说什么。但要回应就很难，走出几条街之后才想到怎么回应她。” 仁科现在仍然在努力学英语，“希望可以用英文来思考”。末了又补充一句：“开玩笑，没到那个份上。”“塑料英语”没有成为仁科享受纽约生活的障碍，误读反而造就了浪漫。“我偶尔逛书店，这趟一共买了三本诗集。其中一本不知道是哪个诗人的，我觉得封面很好看。书名叫《Rush Hour》，当时我以为是‘浪费时间’的意思，后来查了才知道是指上下班高峰期。” 世界的五条人 三年前的《乐队的夏天2》里，五条人以海丰方言歌曲、人字拖和“塑料”普通话等给全国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外界总会放大五条人的地域性，但他们早已走得越来越远。“我是无所谓的。别人认为我们怎么样，那是别人的事，况且我的南方口音确实存在，是吧？我不会把自己局限在南方或是哪里，太狭隘了。我更想去融合，去思考更多东西。”阿茂说。仁科的回答更直接：“我不会被这种标签困扰。他们可能是为了把我们更好地存放在自己的记忆商店里，方便轻拿轻放。” 在五条人的头两张专辑《县城记》和《一些风景》里，他们用海丰话唱歌，成功描绘出一个被现代化进程重新塑形的中国县城形象。在《广东姑娘》《梦幻丽莎发廊》《故事会》等专辑里，创作的灵感变成城中村，小城青年来到大城市，依旧热烈地活着；再到最近，在纽约停留一段时间后，仁科发布了一首英文单曲《Plastic Dream》，用“现学现卖的塑料英语”（歌曲文案如是说）唱一个纽约流浪汉的塑料梦。他们总是能从当下的生活中汲取创作的养分，在一步步走向广阔世界的过程里，其作品的面貌也变得更加丰富。 如今，距离阿茂和仁科离开海丰已经有二十余个年头。阿茂的父母仍住在海丰，他为了多陪陪父母，从去年开始有意增加了回家的次数。而仁科不常回去，上一次是去年年底，五条人与艺术家厉槟源在汕尾的小漠镇拍一个片子，他拍完便顺道回了趟家。 现在的海丰变了不少。仁科说：“以前都是农田和荒地的地方，现在突然盖起了高楼。城市里大多是细微的变化，海丰的改变就像是无中生有。”有一次，他与旧友走上了一座昔日时常经过的桥，桥的一边是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一边是保留旧海丰模样的老城区，“就像拼贴画一样。晚上霓虹灯亮起，其实挺漂亮的。” 五条人把家乡的变化都看在眼里，但乡愁并未随之滋生。“其实好多年前就已经有人问过我们这个问题。”阿茂说，“我更愿意自己成为一个世界青年。至少我现在没有乡愁，以后就不知道了。我个人觉得，年轻人到外面走一走看一看，这是非常必要的。” 仁科谈乡愁，则从旁观者的视角出发：“阿城写过一篇文章，说的是小时候吃的东西会让身体产生一种蛋白酶，成年后哪怕离开了家，也会想吃家乡的味道。乡愁是生理、情感等因素的集合体。感到乡愁的时候恰恰是不在家乡的时候，比如某一天你在街上听到有人说家乡话，一定会很敏感。”他又补充道：“但如果根据《人类简史》这本书的理论，把时间轴拉长再拉长，我们都是从非洲来的人。我更倾向于相信人类的文明是共通的。” 五条人对本土和世界的理解，或许可以给当下的青年创作者带来一些启发：地域文化可以作为创作的起点，但不应该成为创作的桎梏。“走出去，多吸收不同的养分，无论是做音乐还是拍电影都一样。五条人最初用福佬话创作，当然也是受到别人的启发，这没问题。但慢慢地，你会找到自己的个性，而这才是最重要的。” 对话 “我们已有一脚跨入电影界” 羊城晚报：仁科和阿茂都是电影迷，还记得第一部打动你的电影是什么吗？ 阿茂：我立刻就能回答你——侯孝贤的《童年往事》。第一次看是2000年，我在海丰老家读高中的时候，是我哥带回来的。电影太有意思了，里面出现的一些场景和方言，都跟我们老家很像。电影的主人公阿孝咕是客家人，但他讲话的时候也会夹杂闽南话，乡音令人动容。后来我们在《县城记》里有一首歌叫《童年往事》，也有点向侯孝贤致敬的意思。 仁科：还没读小学的时候看了《妈妈再爱我一次》。当时整个电影院的人都在哭，我也跟着他们哭。但现在回想起来，那种感动更多是来自外界的影响。如果从欣赏电影的角度来说，长大后看的法国导演托尼·加列夫的“吉普赛三部曲”（《只爱陌生人》《摇摆吉普赛》《被放逐者》）、库斯图里卡的《流浪者之歌》等等，都很感动我。 羊城晚报：看电影的时候，最关注电影的什么方面？比如说，是风格、题材、情感，还是配乐？ 阿茂：我觉得是分不开的。电影本来就是综合的艺术，厉害的导演往往可以把所有东西都拿捏得很好。比如我很喜欢黑泽明的《七武士》，三个多小时的电影，仍然能紧紧抓住你的心，黑泽明真是个特别会讲故事的导演。我也很喜欢电影配乐，比如莫里康内做的很多配乐，音乐出来，脑中就能浮现出对应的电影画面。我看电影其实不会像专业的人那样拉片，主要是找到好片就看。如果觉得好，过一段时间又拿出来再看。像《七武士》、库斯图里卡的《黑猫白猫》、昆汀·塔伦蒂诺的电影等等，我都看了好几遍。还有一部叫《荒蛮故事》的，我也特别喜欢。 羊城晚报：在刚刚过去的戛纳电影节上，阿基·考里斯马基的新作《枯叶》刚刚拿到了评审团大奖。我知道仁科很喜欢这位导演。 仁科：是的，我很期待看到这部新电影。我对他印象最深的作品一定是《没有过去的男人》，看了三四遍。他以自己的方式，在电影里呈现出另一种真实。现实中的人可能不会这样说话，但在他的电影里是成立的。而且他有一种独特的幽默。比如《没有过去的男人》里，主人公去了一个餐厅，跟服务员要了一杯免费的水，然后从包里掏出一个火柴盒，又从中掏出一包泡过的茶包，放到水里。整个过程很可怜，但又很幽默。 羊城晚报：2003年的时候，阿茂出演过甘小二导演的电影《山清水秀》。这段经历让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阿茂：那是个非常偶然的机会。甘小二导演当时在华南师范大学教电影，我经常去听他的选修课。后来他说要拍电影，找我负责灯光组。我其实什么都不懂，摄影指导告诉我要把灯搬去哪里我就把灯搬去哪里。当时的感受就是电影工业特别不容易，很累。但这次经历让我知道电影大概是怎么拍出来的。后来我还是主要做音乐，在《乐队的夏天》里也把喜欢的电影罗列出来。导致后来很多导演找我们聊，看还有什么合适我们的角色。当中就包括徐浩峰导演。（注：阿茂和仁科出演了徐浩峰导演的《门前宝地》） 羊城晚报：近几年来，你们有了更多机会参与到电影的创作和拍摄中。更近距离地观察电影业界后，你们对电影业界有什么新的认识和感受？ 阿茂：演戏是会上瘾的！当演员之后，你和角色就合二为一了。我会想尽办法把角色演活，事前多做功课。拍戏其实很累，比如要连续拍很多天，又要起得很早。但一开机我就精神了。 仁科：作为观众去看电影，只能体验到其中一部分乐趣，因为那时候电影已经组装完了。但拍电影不是，就像我们在剪辑某种东西，把它拼成一个故事，整个过程特别好玩。上一秒还在休息室，下一秒就要拍某个镜头，时间是打乱的。另外，你在拍电影的过程中，还有别的人在拍电影的纪录片。一部好的电影，它的纪录片也是很酷的。 羊城晚报：仁科担任了《艺术学院》的配音演员和《雪云》的演员，也因此参加了今年的柏林电影节。这两部电影如何吸引你参演？在国际电影节走红毯的感受如何？ 仁科：首先感谢两位导演带我去开眼界。去之前我还咨询了电影圈的朋友，他说放松去玩就好，有酒会就去喝酒、有电影就去看。刚好年初我没什么工作，我就去了。电影主要是导演的功劳，拍摄的时候我会有自己的想法，但会跟导演商量，肯定是要尊重导演。拍摄的过程很开心，大家都成为好朋友了。在柏林的时候，邬浪导演跟我提过，想把我的短篇小说集《通俗小说》中的小说改编成电影，找我来演。当时边喝酒边聊，我也没太认真。后来他正式提出邀请，而且已经开始着手工作了。《通俗小说》是短篇故事，改编是有难度的。我不知道他要怎么弄，但我跟他说了，他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有绝对的自由。所以这可能是个惊喜，如果他在小说的基础上发挥得更好，这会是一次作品的延伸。 羊城晚报：你们也有两年多没有来广州演出了。听说延期许久的广州大时代歌厅演唱会终于要回来了，是吗？ 阿茂：对，顺利的话应该是7月。这是一场追求整体综合性的演唱会，我们还请来了曹斐这位很厉害的艺术家，还有铜管组、舞团，以及重磅嘉宾。希望能够办得很漂亮、很酷。大时代歌厅，期待你的到来。 仁科：目前来说仅此一场，所以至关重要。希望大家不要错失，带上一家老小来唱歌跳舞，欣赏广东最好的跑场乐队带来的精彩表演。 期待山海计划找到有个性的青年导演 羊城晚报：“山海计划”希望寻找对岭南文化和大湾区侨乡文化有独到见解的青年电影人才。广东的青年创作者该如何从自己熟悉的地方发掘出有意思、有意义的题材？ 仁科：首先是真诚和真实，他们可从体验生活出发，电影没有还原真实的义务，但它本身就构成了真实；其次是要有自己的美学风格，年轻导演要把自己的能量拿出来，提炼出一种情绪或是一种美学风格。故事像是电影的地基，当然很重要，但对年轻导演来说，哪怕盖一个空中楼阁，只要能够自圆其说，我觉得也很好。电影需要多样性，需要个人的emotion（情绪）。岭南文化就像一片海洋，作为跳入大海的那个人，要感受到沙滩被太阳晒过的热、海水的冰冷，甚至用嘴巴去尝海的味道，才能拍出独特的东西。 阿茂：我送给青年创作者一句歌词，来自五条人的《世界的理想》。“莫去理，莫去理，最后还是要靠自己”。慢慢地，你能找到自己认为是酷的、厉害的东西，个性是最重要的。 羊城晚报：对参加此次“山海计划”的青年导演说一句鼓励的话吧。 阿茂：没那么复杂，有好的想法就赶紧行动，去拍、去做。 仁科：有三种现实——梦、日常生活还有电影。电影的现实，等着你们去实现。 关于“山海计划” “向山海走去”青年导演创作扶持计划是由羊城晚报报业集团主办的对海内外优秀华人青年导演进行挖掘、孵化、选拔和培养的大型人才扶持活动。活动立足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全球寻找影像创作领域的新锐力量，支持他们探索剧情、纪录、动画等不同类型的短片创作，突破和展开对未来华语影像文化的想象之路，也让世界通过影像重新发现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