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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陵遗址展示区与南汉二陵博物馆比邻而居 |
全洪（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二级研究员、广州市文物博物馆学会会长） 羊城晚报：南汉二陵考古，令我们对南汉国历史的认识有哪些变化？ 全洪：从宋代开始，史籍记载对南汉国的评价都是偏向负面的，起先我们对南汉国这段历史的考古研究的确不够重视，南汉时期的墓葬挖掘较少，我们对它的断代也很模糊，要么把它当作唐墓，要么把它当作宋墓。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南汉时期的古墓中不断出土有南汉铸造的“乾亨重宝”铅钱，这才为判断南汉墓葬提供了直接依据。 在发掘南汉二陵的同时，在广州市区中山四路一带的致美斋老铺位置和南越国宫署遗址处，又发现了南汉时期的大规模宫殿遗址和大量的建筑构件。 南汉二陵的发掘完成之后，我们更加认识到南汉国对岭南地区的独特贡献。它修建了如此大规模的陵园，墓中还出土了玻璃瓶等。北宋在广州设置的第一个市舶司，应该就是以南汉的相关机构为基础的，在对外交通贸易方面发挥着“承唐启宋”的桥梁作用。 羊城晚报：南汉二陵从发掘到实现原址保护，体现了广州对文化遗产保护的何种态度？ 全洪：在发掘期间，我们就得到了大学城建设相关负责部门的全力支持。尤其是德陵，它的位置原本是规划中的华南师范大学大学城校区一栋教学楼的位置，原址保护的需求提出后，建设方迅速调整了教学楼的方位，让德陵留存了下来。 但怎样才能更好地去展示它呢？在原址建博物馆是国内通行的做法。比如1983年南越王墓发掘后，就在原址建了博物馆，包括后面的南越国宫署遗址、北京路千年古道、南海神庙的古码头和古遗址等都是对原址保护的范例。可以说，广州很早就形成了官方到民间的文化遗产保护共识。 同时，我国著名考古学家麦英豪不断呼吁在南汉二陵遗址旁边建一座现代化博物馆，也很快得到了省市各级专家的支持。当时的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现为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已经发掘了大量的文物，这些文物连日常整理的地方都没有，只能堆放在仓库。没有整理就没有研究成果，又何谈公开展示？很快，市政府同意了南汉二陵博物馆的立项。在建博物馆的同时，我们还建了文物库房、文物整理空间、文物保护实验室等，博物馆的人力、物力也得到了充足配备。与当时国内其他市级考古所相比，广州的步子还是迈得比较大的。 羊城晚报：今年是广州考古70周年，也是南汉二陵发现20周年。广州考古经历了怎样的发展，未来还有哪些重点？ 全洪：70年以来，广州考古有三个大的发展方向：一是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主要考古任务是墓葬发掘，如著名考古学家麦英豪与黎金曾合著《广州汉墓》一书；二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伴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考古逐渐铺开；三是在番禺、增城等广州郊外对先秦遗址的发掘，不断探索广州地区文明进程，还原秦统一岭南前，岭南地区的社会发展面貌。所以现在我们是按三部曲、三条路径去研究以广州为中心区域的岭南文明的历史发展进程。 确实还有很多问题等待解答。以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考古发掘为例，有关“海丝”的单件可移动文物已经积累了一定数量，但一些建筑构筑物，比如码头类基础设施，还没有实现很好的挖掘。又比如，唐代皇帝派市舶使来到广州后有专门的住宿地，也就是市舶院，与之相关的建筑遗存我们仍没有发现。后来宋代开始在广州设置市舶司，市舶司的建筑基址我们也暂时还没有找到。这些都值得广州考古工作者关心和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