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广东调查研究的历史经验

　　■陈雷刚

　　

　　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广东开展了丰富调查研究实践，坚持从实际出发探索革命之路、建设之道和改革之策，破解发展难题，制定适合自身发展的政策方针。系统梳理党在广东100多年调查研究的实践历程，提炼总结其基本经验，可以为新时代调查研究工作提供参考借鉴。

　　

　　中国共产党百多年调查研究之南粤印记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将调查研究作为认识中国国情的工具，从广东实际出发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和彭湃在广东掀起了农村调查的浪潮。1925年12月，在深入多地农村考察的基础上，毛泽东在广州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指出中国无产阶级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1926年5月至9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开设“农民问题”和“农村教育”两门调查研究课程，组织学生到海丰等地考察。彭湃在海丰开展实地调查，结合自身从事农民运动的体会，形成了《海丰农民运动》这一考察报告。早期共产主义者深入广东社会实际调查，启发了工人和农民群体的阶级觉悟，形成了依靠他们广泛开展革命运动的理论自觉。土地革命时期，广东党组织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较早地实践了“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土地革命”等，对中国革命道路进行了局限性的探索。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运用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理论和方法，摸索符合广东乃至全国实际的政策和社会主义建设之道。叶剑英主政广东时期，主持制定了华侨的土改政策、“巩固城市、依靠农村、面向海洋”的基本方针、“先大陆后海南，先平原后丘陵，先机器后人力”的天然橡胶发展方针等。1958年5月，周恩来在新会开展了七天六夜的调查研究，做到了轻车简从、深入基层、实事求是，堪称调查研究的典范。1961年初，毛泽东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派出三个农村调查组分赴广东、浙江、湖南农村进行调查。3月15日至23日，广州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了《农业六十条》，从体制和制度上，对农村人民公社作了较系统的规定，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以及农村摆脱三年困难局面发挥了一定作用。陶铸在主政广东期间坚持开展实地调查，为广东农村较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打下了思想基础。

　　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党在广东开展以点带面的调查研究，探索改革开放之策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习仲勋主政广东期间，多次到基层调查研究，总结推广以超计划利润提成奖为特征的“清远经验”，推动中央决策与广东实际紧密结合，有效推进广东改革开放先行一步。1992年，邓小平赴深圳、珠海等地开展调查研究，站在时代的高度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掀起了改革开放的第二次浪潮。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高州、深圳、顺德、广州等地考察，首次完整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2003年4月，胡锦涛深入广东湛江、深圳、东莞、广州四地调研，明确提出了具有科学发展内涵的思想。为了破解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广东省委于1998年围绕“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优化产业结构、推进产业升级”等10个专题开展了为时四个月的调研；2008年又围绕“深化粤港澳合作”“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等12个专题开展了为时三个月的大调研，推动形成了“双转移”战略思想。

　　新时代以来，党围绕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高质量发展等在广东接续开展调查研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四次到广东进行视察调研，为广东改革发展擘画蓝图。四次视察既有精准调研，又有别开生面的座谈会；既以问题为导向，又以指导实践为目的，是生动而深刻的调研示范。2018年，广东省委找准自身改革发展的着力点和突破口，提出“大学习、深调研、真落实”的工作机制，此后五年，围绕140多项专题开展了“深调研”，形成了一系列有益成果。2023年，省委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突出“制造业当家”、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推进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等高质量发展工作部署。

　　

　　中国共产党在广东百多年调查研究实践的经验总结

　　

　　中国共产党在广东百多年的调查研究，在回应时代主题和实践要求中不断解决现实问题，为广东革命、建设、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出了贡献。梳理总结百多年的调查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经验——

　　

　　（一）始终坚持深植群众、奉行人民至上是党在广东百多年调查研究的工作取向和价值遵循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决定力量。调查研究首先要回答“为什么人”是这一基本工作的取向，从而明确调查研究的行动方向。党在广东100多年的调查研究无不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和集中群众智慧的特色。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指出，农民是中国无产阶级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为其群众路线理论的萌芽奠定了基础。彭湃坚持深入群众调查，为接近农民，他努力学习农民语言；为接近工人，他“拜工人为师，学会了拉人力车”。叶剑英在下达墟镇工作专题调研时，要求干部深入墟镇工人、店员、青年、学生、教师中了解问题。为群众纾困解难是调查研究价值立场的核心要义。陶铸通过调研，结束了珠江岸边渔民、船工常年“以船为家”的历史；了解到公共食堂的种种弊端后，他顺从民意，较早地在全国宣布解散广东公共食堂，始终把维护群众利益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2018年10月23日，习近平深入清远连樟村视察时强调，产业扶贫是增强贫困地区造血功能、帮助群众就地就业的长远之计，要引导和推动产业、项目落户贫困地区，及时为当地发展解决实际困难。集中人民群众智慧是调查研究价值立场的创新意蕴。陶铸充分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积极培育和推广“田间管理到户评比奖罚”的生产责任制，并将之誉为“洲心经验”。1980年7月，习仲勋深入粤北地区调研充分肯定了清远国有企业的“超计划利润提成办法”，“清远经验”为扩大企业自主权，处理好国家、企业和职工三者关系，进行了先行探路。

　　党在广东百多年调查研究的历史表明：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调查研究的根本立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阶级属性。通过调查研究，党坚持群众路线，紧密联系群众，为群众纾困解难，集中群众智慧，最终让人民达成愿景追求。

　　

　　（二）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奉行实事求是是党在广东百多年调查研究的基本要求和工作态度

　　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集中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是否坚持解放思想、求真务实是真假调查研究的主要区别。党在广东100多年调查研究无不彰显着思想解放的特色和实事求是的要求。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书，运用大量的数据说明了当时海丰农民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状况，总结了农民参加革命的众多优势，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部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述农民运动的理论和方法的重要著作”。叶剑英在接受中央委托广东制定华侨的土改政策的任务后，部署专项调研，提出要根据华侨的实际情况，制定保护华侨土改政策。习仲勋主政广东时特别强调：“长期呆在机关里，不下去，就无法了解实际情况……各级党委书记要多深入实际，作调查研究，才能实现正确的领导。”

　　党在广东百多年调查研究的历史表明：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是调查研究的基本原则，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实践取向的方法论。坚持从实际出发，秉持中立的立场去访谈、询问、收集数据、研究资料，最终在尽可能接近事物本质的基础上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

　　

　　（三）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回应实践要求是党在广东百多年调查研究的基本范式和根本动力

　　坚持问题导向、回应实践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矛盾观、发展观和实践观融为一体，赋予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党在广东100多年的调查研究，充分展现了“扎根现实土壤、回应实践需求、回答时代课题”这一基本范式和根本要求。毛泽东在广州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明确革命的始发起点。土地革命中，广东党组织一边了解社会情况、开展调查研究，一边从省域实际出发实践苏维埃式革命道路模式，对“怎样进行中国革命”这个问题进行了局限性探索。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两次到广东调研，深入了解广东改革发展推进情况，形成了“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等系列论断；江泽民、胡锦涛在广东扎实调研，先后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全面、协调的发展观，深刻地回答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问题。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四次到广东视察，调研内容涵盖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党的建设、社会治理等，为广东改革发展谋篇布局，从广东一域出发，系统回答“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时代之问。坚持问题导向是100多年来广东党组织调查研究的基本范式。陶铸在培育和推广“洲心经验”前，一直苦苦思考什么样的农村经济管理体制才能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什么样的农村经营运行模式才符合广东实际？习仲勋主政广东时，主要围绕“探寻制约广东发展的问题”“酝酿启动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等开展调研。

　　党在广东百多年调查研究的历史表明：坚持问题导向、回应实践要求是调查研究的根本动力，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关切和实践品格。坚持以实践要求为目标导向、牵引动能，推动调查研究善于发现问题、敢于正视问题，最终朝真正解决问题的正确道路阔步前行。

　　

　　（四）始终坚持完善制度、发扬领导示范是党在广东百多年调查研究的根本保障和根本优势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研究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时，要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做好调查研究要紧紧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构筑深入基层、指导有力、措施精准的制度机制。100多年来，党在广东不断建立健全领导干部调查研究制度，党的领袖人物在广东笃行调研、率先垂范，为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起到了榜样示范作用。中共三大通过的《青年运动决议案》要求“社会主义青年团应开始从事农民运动的宣传及调查”。叶剑英主政广东时，形成了“摸情况”（调查研究），后开“神仙会”（征求群众意见），最后再“定政策”的“三部曲”。1961年广州中央工作会议后，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要求将县级以上党委领导定期进行系统典型调查制度化。广东省委十二届三次全会提出“大学习、深调研、真落实”的工作机制，推动调查研究制度化。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各级党委不断完善领导干部联系点制度，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实行的河长制、湖长制、林长制成效显著，通过领导干部联系帮扶、靶向施策，推动污染治理、生态建设迈入良性发展的轨道。注重调研成果的转化运用是调查研究发挥功效的关键之举。1998年十大专题调研为广东作出增创四大新优势、形成“三大发展战略”提供了依据；2008年12个专题调研直接推动“双转移”战略决策的产生。领袖人物的示范表率极大地推动了调查研究的发展。党的早期领导人毛泽东、彭湃、苏兆征，深入广东农民和工人中开展调研。1961年毛泽东亲自坐镇广东主持调查研究，认真听取基层群众意见，为全国走出困境找寻办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分别到广东接续开展调研，他们是调查研究的组织者、躬行者和号召者。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先后4次到广东躬身践行调查研究，为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发挥了“头雁”领航作用。

　　党在广东百多年调查研究的历史表明：完善制度规范和发挥领导榜样示范作用是调查研究的根本保障，凸显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制度优势和政治优势。通过建立健全领导干部调查研究的保障机制、联系点制度、成果转化运行机制，发挥领导榜样示范作用，最终推动调查研究服务大局，全党形成重视调研、践行调研的良好氛围。

　　（作者是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处处长、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广东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