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拒内心中的“纣王”

　　

　　日前，国内两所高校同一天通报，有学生男扮女装混入女澡堂。一夜之间，涉事男生与偷拍话题同上热搜。这让我不禁想起一段少年往事——

　　初中时读《封神演义》，开篇即遇到一处毁三观的情节：女娲诞辰，纣王来到女娲宫中进香，见其雕像“国色天姿”，居然“神魂飘荡，陡起淫心”，并在墙上题诗一首，结句为“但得妖娆能举动，取回长乐侍君王”……

　　对一个少年来说，这个成人版的皮格马利翁幻想实在过于邪恶——它粗暴地撕碎笼罩爱情与艺术的神圣面纱，过早地树起人性与欲望的黑暗旗帜。从此，被安徒生们以魔法封禁的“纣王”，开始在心灵战场上摇旗呐喊。

　　这一寓言，不知那些也曾是少年的偷拍者们能否理解。

　　在那个振奋人心的著名论断中，康德将灿烂星空与道德法则相提并论。弗洛伊德则对此嗤之以鼻：与星空的灿烂宏伟相比，人性往往显得异常幽暗。他在演讲中断言：“大多数人与生俱来的良心都不多，甚至少得不值一提。”

　　这一论点似乎证明，人人心中都存在一个“纣王”。这个盘踞在人性深处的“暴君”，不惮于以最大的恶意剥夺道德的立法权，不惮于以最深的敌意剥夺良知的裁判权，不惮于以最凶的疯狂剥夺理性的管理权……

　　这大概便是鲁迅听赤练蛇的故事时，深深感受到的“做人之险”。

　　而在鲁迅推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更是充满与“纣王”搏斗的人性悲剧。卡拉玛佐夫固然荒淫无耻，他的儿子们却也难逃厄运。即使是作为家族清流的小儿子阿辽沙，在倾听大哥的忏悔时也只得承认：“我也和你一样……”

　　以上种种，似乎都指向一个古老命题——宿命论。

　　有人曾总结人类发展史上的三次心灵创伤：哥白尼的日心说，颠覆了人类中心观；达尔文的进化论，颠覆了人类天选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则让人类失去了道德主体地位——无论善恶，皆为必然，皆为命运，甚至皆为“遗传”。

　　于是，伦理学似乎与《三体》中的物理学一样，突然间“不存在”了——这当然不可能。人人皆可为“纣王”，其反面则是人人皆可为“尧舜”。“尧舜”与“纣王”同时存在于我们的人性中，这恰恰构成了道德选择的自由基础。

　　甚至还可以说，人性中的“纣王”越是强大，我们的理性抗拒就越是可贵；人性中的“尧舜”越是渺茫，我们的德性追求就越是崇高。

　　因此，在嘲笑过康德的论断以后，晚年的弗洛伊德也不得不承认，在“本我”之外还存在“超我”——它通过不断惩罚“自我”，以抵抗“本我”的侵略。这一过程，便是道德法则建立的过程，也是内在良知强化的过程。

　　也正因此，面对内心那个咄咄逼人的“纣王”，面对父亲那张荒淫无耻的嘴脸，卡拉玛佐夫兄弟的抗拒才显得那样震撼而悲情。无论最终成败，他们都未曾彻底屈服于所谓命运——父亲的“言传身教”或“强大基因”。

　　值得反思的是，在抗拒“纣王”的心灵战场上，知识本身或许并不重要。新闻中的两名涉事男生都不缺乏知识，甚至还可能是优等生。这也应了康德另一句不被理解的名言：“我必须限制知识，以便为道德留地盘。”

　　不只知识，甚至审美能力都可能与这一抗拒无关。当代作家格非在小说《欲望的旗帜》中，有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描写：一位教授既可以在贝多芬第三交响曲的乐声中泪流满面，也可以在桌子底下故意踩着女学生的脚……

　　更好的例子或许是纣王自身。无论在神话中还是历史上，纣王都是一副文武双全的形象。作为人物的纣王与作为隐喻的“纣王”，恰足以在这一象征系统中找到定位：强大的外表下，是软弱的心灵与泛滥的欲望。

　　人生在世，处处天人交战，时时自我周旋。愿我们在心灵的战场上，都能抗拒那个并非不可战胜的“纣王”。

　　谢杨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