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产学者”杨义二三事

　　□温儒敏

　　2023年夏天的某一天，脑子不期然浮现起杨义先生的模样：矮墩墩的身材，略大的方脸，眼镜后面眯缝的眼神，用喉部发出带着“呵呵呵”的粤西口音，怡然自得地一根接一根抽烟……

　　此前他所在的澳门大学曾举办过“杨义学术研讨会”，邀我参加。因为忙，我没有去，只作了几分钟的视频发言。会后没有得到任何回复。

　　隐约预感杨义可能染疾患疴，就发个微信询问澳门大学的朱寿桐教授。朱回复说，杨义已重病五六年，曾一度回老家电白养病，如今又进了珠海医院的ICU，已病危。我即请朱寿桐替我去看望杨义，并请杨义夫人把我的微信问候念给杨义听。回信说，那时杨义还有意识，对我的问候表示感谢。不料几天后，他就与世长辞了。

　　我认识杨义兄起码有五十年了。我是1964年考进中国人民大学语文系，他比我晚一年，是65级人大新闻系学生。我们的宿舍离得很近，他住南一楼，我是南四楼，相距不到百米，吃饭也同一个食堂。那时学生不多，彼此应当打过“照面”，或者说过话，记不清楚了。他们入学不到一年就“文革”了，这位来自广东的农家子弟，并不见他怎么“闹腾”过，否则我总还会有些印象的。后来知道他毕业分配到北京近郊的东方红石化总厂，在宣传科做干事。

　　据说杨义在“东炼”时是“笔杆子”，但“心有旁骛”，负薪挂角，博览群书，等于“自修”完了被耽误的学业。猜想他读的不是新闻学之类，而是文史。1978年恢复研究生考试，胸有成竹的杨义便脱颖而出，考上了社科院的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师从唐弢先生。我也在同一年考上北大中文系研究生，和杨义的专业相同。那时的研究生很少，又是“同行”，便有些往来了。

　　研究生毕业后，杨义留在社科院文学所，我留在北大，有时彼此都参加一些学术活动，老乡见老乡，总会聊上几句的。他写《中国现代小说史》，要查阅很多民国时期的小说，还托我从北大图书馆找过一些“库本”。

　　据说杨义写作时可以连续几天不出门，闷着头写。每写完一章，便到街上遛一圈，看老头下棋，买个板鸭犒劳一下自己。接着又写，又吃板鸭，周而复始，终成正果。小说史出版后，反响并不大，印数也不多，然而搞现代文学的几乎都把该书当作案头必备。

　　至今恐怕没有哪位研究者能像杨义这样，几乎读遍了绝大部分现代小说。以现今学人“新进”的眼光去看，这部书未免有些“笨拙”，下死功夫，却又不能不承认这部书的开拓之功，何况其资料的丰富是那样诱人。就因为这部书，杨义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地位。

　　写完现代小说史之后，杨义又接连出版多种有关鲁迅和现代文学研究的书，包括《中国叙事学》《鲁迅小说综论》《中国现代文学图志》《京派文学与海派文学》，等等。和他的现代小说史比，这些专论的理论性和创新性明显加强了，各有其学术推进。

　　杨义是极勤奋的“高产”学者，而且是持续的“高产”。他总是有许多奇思妙想，还有步步为营的规划，如同打仗，有他的学术“战略”构想。也许他觉得搞现当代文学“不过瘾”，在完成上述有关现代文学研究的系列论著之后，便毅然转向，转到古典诗学研究。他提出要“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编撰“大文学史”，并直接“问鼎”古典文学的“高地”——楚辞与唐诗，出版了《楚辞诗学》《李杜诗学》等著作。这是他的第二个研究写作“高峰”。

　　到了退休前后，60多岁的杨义又一次转向，这次是转到古典“群经”的研究，包括对孔孟、老庄、墨韩、《孙子兵法》《吕氏春秋》等经典的释义，以及对经典形成过程的复原性探索与阐释，力图贯通古今，突破旧学藩篱，打一场学术研究的“大仗”。可是，杨义有关古典文学、文献学等方面的“跨界”研究，却未能得到相关领域学界的重视。

　　现今做学术、搞项目，要么大而无当，套话连篇；要么是“打井式”，每人报一个课题，皓首穷经，虽有专精，却也难免琐屑。专业分工过细，彼此“围墙”高筑，若有人翻墙“跨界”，就等于“侵犯他人地盘”，难免遭遇拒斥。这种现象在人文学科尤为严重。杨义的“跨界”被冷落，也许有这方面的原因吧。

　　杨义其实是“书呆子”，专心问学，有点不通人情庶务。他和别人攀谈，总是一边抽烟，一边大谈学术，滔滔不绝地诉说自己研究的新“发现”，以致忘记了时间、场合和对象。还有，杨义已经是社科院堂堂一大“博导”，却又去武汉大学读个在职博士学位。据说他到了珞珈山便忘了自己的学生身份，老神在在，硬是把论文答辩会变成了专场演讲会。

　　诸如此类轶事在坊间传播，而杨义充耳不闻，我行我素，每天还是自在地抽烟、喝茶、吃板鸭，没完没了地写他的文章。

　　古人说，人无癖，不可交。杨义很真实，善良，不做作，他的“癖”是写在脸上的，这很难得。可是与他“可交”的友朋实在不多。他身居学术重镇，却又总在学术圈外。有时我想，杨义会不会有些寂寞？这寂寞是否反而促成他躲进小楼成一统，更痴迷于读书治学？在当今学界，像杨义这样有“故事”又痴迷学术的学者越来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