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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最近重又捡起多年前读过的美籍历史学家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黄仁宇在1981年写的中文版“自序”中写道： 中国的过去，禁忌特多，所以说话作文时有隐晦，或指彼而喻此，或借古以讽今，这在明朝人更为惯技。本书论述明朝时事，举凡有所议论臧否，都是针对16世纪的历史而发的。如果我要对今人今事有所议论，自当秉笔直书，决不愿学明朝人的办法，否则就是违反了自己写书的目的。当然，另一方面，以古为鉴，也未尝不能得到若干启示。 在美国生活很久且在上世纪80年代初重新回归中国学术的黄仁宇认为，在当今的时代已经完全没有必要借古讽今了。 2021年年底在社科文献出版社参加年度好书评选的时候，我得到一本美国学者希拉德的《伏特加政治》。一直到最近我才有时间开始翻看这部大部头，说的是有关俄罗斯的统治者如何利用酒精来巩固他们统治。这真是一部很有独创性，同时又扣人心弦的书。在第二章的“伏特加政治”中，希拉德提到苏联导演、电影理论家爱森斯坦（1898-1948）《伊凡雷帝》的第二部《贵族们的阴谋》，在这部影片中，一群上层贵族——沙皇伊凡雷帝的高级核心成员卫兵们，密谋推翻沙皇。后来沙皇举办了一场酒宴，沙皇的堂弟将贵族们试图谋杀伊凡的计划泄密给他本人，致使密谋者全部被杀。 爱森斯坦的影片表面上处理的是历史问题，实际上还是有一些现实影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