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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繁华 梁喻 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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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惠雯 林桂炎 刘颖颖 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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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嘉宁 王磊 摄 |
12月2日，“2023花地文学榜”在深圳举办了三场系列活动，年度文学评论得主孟繁华、年度短篇小说得主张惠雯以及年度新锐文学得主周嘉宁分别与读者分享了对文学创作的认识以及他们的写作经历、经验和感悟。 活动由羊城晚报报业集团、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主办。 年度文学评论得主孟繁华：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而文学本质不变 2日晚，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内山书店，“2023花地文学榜”年度文学评论得主、《散文的气质》作者孟繁华以“八十年代的文学遗产与当下文学”为主题进行分享，畅谈两个时代的文学创作。 他首先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三大争论切入，分别围绕朱光潜的《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徐迟的《现代化与现代派》以及陈涌的《文艺学方法论问题》所引发的三次文艺思想激荡，回望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创作产生的深刻变化。 回望被喻为“文学黄金十年”的迷人之处，孟繁华认为自由、开放的文学环境打破了文学一体化格局，随后指出文学的“无用之用”并未随着文学形式与主题的变化而嬗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它处理人的思想、情感和精神领域，帮助我们体验那个远在现实生活之外的世界。” 立足当下文学，他指出“新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文字攀登计划”使文学的社会功能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它延续了延安时代以来“行动的文学”的传统，使文学和时代的关系更加密切，职责更加明确。同时，对于日常生活的写作也在发生变化。他引用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一书中的观点，主张文学的差异性源于社会生活变化，新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审美体验。 羊城晚报记者 梁善茵 年度短篇小说得主张惠雯： 在母语写作中接近精神故乡 “我少小离家到新加坡念书时，只带了《诗经》《唐诗三百首》和《世说新语》。这三本书慰藉了在异国他乡的我，每当想念故土的‘相思病’发作，我就读这些美丽的诗句。”2日，在南方科技大学树仁书院，“2023花地文学榜”年度短篇小说得主张惠雯向大学生们做“母语是最深的乡愁”的主题讲座时十分动容。 “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张惠雯说：“这些美丽的诗句，让我感到我和古老的母语是血脉相连的，它们能给我最踏实的温暖，引发我心底深处最自然的情感。” “我曾经有过很多的理想，比如成为企业家、官员、医生，但我从未想过会成为一名作家。”激起张惠雯开始写作缘于她17岁高中毕业到新加坡上大学。 张惠雯坦言，这种少小离家的经历给她带来很多痛苦。虽然新加坡有很多华人，但在大学校园里上课、作业、交流都用英语，不仅极具挑战，更给了她最初的远离母语、远离故乡的刺痛。“我是被迫着和我的母语分开了，那时候我就产生了‘逆转心理’，正因为我被迫要讲英文，我心灵对母语就更加眷恋。”张惠雯找到了一种方式，把对母语和对故乡的感情抒发出来——用中文写作。 张惠雯透露，以前写过一部散文集叫《惘然少年时》，记录她在新加坡的乡愁给她造成的困惑。 张惠雯说她职业生涯最大的改变则是在2003年，她读到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让她备受震撼，无法入睡，让她发现了小说的魅力和方法。“因为昆德拉，我开始喜欢现代派文学，并重新理解了一些古典派作家，成为了我写作的真正起点。” 羊城晚报记者 沈婷婷 年度新锐文学得主周嘉宁： 观察自己和周围世界，为写作做些快乐的准备 2日下午，“2023花地文学榜”年度新锐文学得主周嘉宁做客深圳清平实验学校，为读者分享她在少年时代曾为写作做过的准备。 1982年出生的周嘉宁，回顾了她从8-10岁开始对写作感兴趣，到后来成为一名作家的历程。在她看来，观察事物可能是写作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周嘉宁回忆小时候，每一次下过雨之后父亲都会把她带到自家院子里，让她闻空气中有没有泥土的味道。儿时在公园画画写生，细致观察每一片叶子形态、花瓣色泽，用眼睛看周围环境不一样的变化，这些独特的儿时经历都构成了周嘉宁写作的养分。 周嘉宁认为，如果说写作培养是一个很玄乎的事情，那么“观察”这件事情是非常具体的，并且是一个可以练习的事情，“先观察再记录，记录可能是后面才需要做和练习的事情。即便以后不会成为一个写作者，即便很多人对文学没有那么大的兴趣，但我相信学会观察这件事情对于之后的人生一定会带来一些快乐和愉悦”。 周嘉宁回忆起在《青年报》当学生记者的日子，每次联络一个采访之前都会写非常详细的提纲，“当时为打这些电话所做的无穷无尽的准备，就好像我现在写一部小说一样”。 周嘉宁总结道，写作不是一个需要大家在少年时代做太多准备的事情。不只是写作，创作、艺术或者是其他很多事情都不着急，“什么事情是重要的？可能还是观察自己和观察周围的世界，做一些快乐的准备，积聚一些能量”。 羊城晚报记者 郑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