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金戒指

　　□谢新源

　　我的钱包里有一枚金戒指，已经随身十二年了。这戒指是母亲曾经戴过的。

　　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正上初中。星期天，母亲带我去探望我生病的干娘。出门前，她打开架在里屋床头那只红木箱，翻找干净一些的衣服换上。

　　“这只金表壳等我老了，该能打只戒指来戴。”母亲翻出的一只原先装“雪花膏”的白瓷瓶，从里面倒出一个金表壳，自言自语。那会儿从小生长在农村的我，虽然不知道手表和戒指为何物，却知道那金子是贵重的。母亲把戒指拿到窗户下翻来覆去，就着穿过窗棂的阳光仔细端详。它金光灿灿，露出十足的成色。

　　妈，金表壳是咋来的？走在路上我好奇地问。

　　是你爸在蓝田“转乡”时换得的。母亲的口吻有几分得意。

　　上世纪50年代末，我们全家尚生活在陕西蓝田，母亲在县食品厂上班，父亲凭前些年做生意攒下的积蓄，到西安买了针头线脑、日杂百货，手摇拨浪鼓拉着架子车，游走城外乡间，或卖或收购破铜烂铁，或以物易物。60年代初，也就是我一岁的时候，我们举家迁回河南乡下老家。

　　这一年母亲44岁。

　　一年后的1976年，我考上高中，苦的不是我得离开村子跑到12里地外的公社驻地上学，而是这就要交出一笔数目不小的学杂费。回到老家后，父母又生下我的妹妹，她这年考上初中。父母下地劳作挣两个人的工分，却要供养我兄妹俩上学，是生产队为数不多的缺粮户。我知道父母拿不出这两笔钱，便有了放弃上学的念头。“我和你爸下地劳动挣工分不易，你俩能考上学更不易，为我和你爸争了面子；考上了咱一定得上，我和你爸供得起。”母亲可能看出了我的顾虑，说着就把两笔学杂费塞到我们兄妹俩手里。

　　母亲六十岁的时候，我早已军校毕业并分配到广州军区某部。因为工作常去北京出差，就顺便回家为她过生日。“妈，您那金表壳呢？我去给您打只金戒指。”我一直记着母亲那句话：“老了，就用这只金表壳打只戒指来戴。”母亲怔怔地看着我，似乎早已忘记自己对自己曾经的许诺，好一会方吞吞吐吐不无凄然地说，你和你妹考上学那一年，我叫你爸把它卖了。母亲垂下两鬓发白的头。

　　我胸间瞬时翻涌出一阵心酸。

　　母亲过了个还算热闹的六十岁生日，遗憾的是她没能戴上金戒指。

　　回到广州，我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到环市路友谊商店，为母亲买了一枚金戒指。

　　戴了这枚戒指，妈的手都金贵了！以后每次回家，她总会伸出那戴了戒指却依然粗糙不堪的手给我看，脸上浮现出慈祥和欣慰。

　　2011年隆冬，八十岁的母亲在我的泪水中，合上充满牵挂和不舍的双眼……

　　十二年了，这枚戒指，我一直随身带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