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的春天

　　□陈铿

　　在春的气息中，不禁回想起45年前，那个充满希望、生机勃勃的春天——1978年12月22日闭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令国人鼓舞的决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这年，我父亲在广东省体委外事处工作，1978年接待来访的境外运动队明显多了，到了下半年已听闻在筹办首届广东与香港每年一度的足球赛事“省港杯”。年底，有一天我见到一个裁缝师傅来家里给父亲量身定做西服，就知道父亲将随广东足球代表团赴香港。几天后服装店送来西服让父亲试穿，我第一次见父亲穿起西服时洒脱的样子。

　　我那时在广州市第60中学（1978年，复名“广东实验学校”）读高二，尽管学校离家很近，走路也就15分钟路程，却住在学校里，因为我被选上了“基干民兵”，得集中住校巡逻。那时，这里还有很多清末民初建筑，红墙绿瓦。

　　与我们学校一墙之隔的是广东省电影公司，里面有个小放映厅，几乎每天晚上都有文化局的领导在审看电影，恰好负责放电影的是我父亲的朋友黎强，他那时还是个单身汉，单位分给他的宿舍就在放映间旁边，我在那里可是过足了电影瘾。

　　在那里，我认识了也是经常去蹭电影的画家周波，他是画家林墉的同乡、美院同学。“文革”时，他被分配到电影公司的幻灯厂画幻灯，也住那里，所以有机会我就把我的画作拿给周老师指点。少年的我，也是挺自由自在的，有大把时间画画。

　　1979年元旦那天，一早听中央台新闻联播，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国防部长徐向前宣布即日起停止炮击金门等岛屿，同日中美同时宣布由当天起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1979年我的首要任务，是参加7月7日-9日举行的全国高考，其中“政治”一科要求我们每天都要看报纸，记住国家发生的大事。

　　这年的冬春之交还是感觉挺冷的，因为想报考美院得准备写生作业，周末我去了烈士陵园画风景，正画到兴头上，突然湖边来了不少人，又是聚光灯又是摄像机，旁边又是一众记者的长枪短炮，周围还有不少围观的市民，我上前仔细一看，原来是香港无线电视台《欢乐今宵》来广州录制节目，我见到了平时在香港电台听过他们节目的明星：肥肥沈殿霞、汪明荃、郑少秋，还有罗文，据说罗文原是广州仔。那天不时下着毛毛细雨，又吹着北风，但他们衣着挺单薄的，只是在颈间系了围巾，却十分投入，不断博得在场观众的阵阵喝彩声。

　　那时我想，现在可以公开唱香港台里才听得到的粤语流行曲，“春天”真的来了。

　　1979年1月21日下午，我与同学到越秀山体育场观看了首届“省港杯”第一回合比赛，体育场人山人海，像过节一样热闹。

　　1月27日，大年三十，父亲随广东代表团赴香港参加第二回合赛事，广东队首捧“省港杯”，几天后回来更是喜气洋洋。记得我与母亲去广州火车站接车，父亲因为还要随队工作，我们帮他把行李带回家。他带回一台飞利浦14英寸黑白电视机，还有一台很大的日本三叉戟双卡收录机，他只是说香港亲戚送的，之前，我也没听他说过有什么香港亲戚呀？

　　不管那么多了，我带回家按照说明书安装起来。当架好天线屏幕上的雪花逐步减少直至清晰看到图像听到声音，楼上楼下来看热闹的街坊们都欢呼起来，他们以后每晚都可以来我家看电视了。

　　那部日本三叉戟双卡收录机是我的挚爱，父亲带回来一大盒港台地区当时最流行的录音带，有邓丽君、蔡琴、徐小凤、许冠杰等众多歌星的专辑……都是我们从未认真听过的歌曲，一时间，我们家不知来过多少人，包括我的同学，个个听个新鲜。由于是双卡机，之后还帮了不少朋友“过带”，就是把喜欢的磁带录到自己带来的空白磁带上。

　　令我感兴趣的，还有一大叠父亲带回来的香港、澳门报纸，里面都有关于“省港杯”连篇累牍的报道，我这是第一次看到报纸可以如此丰富。记得有一个连载吸引了我，那就是《说话的艺术》，里面从人与人交往的角度说怎样跟别人交谈，如何引起话题，又不分散别人的注意力，包括如何使用肢体语言等等，这些话题在我看起来是多么的新鲜，对一直强调阶级斗争教育的我辈来说真是前所未闻，太欠缺了！我把它们一节节抄在了本子上。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此书的作者，是大名鼎鼎的作家林语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