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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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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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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素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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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进元 |
总策划｜任天阳 总统筹｜林海利 执行策划｜温建敏 执行统筹｜李妹妍 文/羊城晚报记者 谢小婉 图/羊城晚报记者 姜雪媛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让新中国在世界彻底站稳了脚跟。 消息传来，举国沸腾。鲜为人知的是，我国首颗爆炸成功的原子弹所使用的铀原料，绝大部分来自广东。而彼时的粤北山区里，广东地质队员们在欢庆过后，又揣上馒头，背起仪器，钻进深山中，继续进行铀矿勘查工作。 20世纪50年代以来，广东地质队伍不畏艰辛，踏遍崇山峻岭找铀矿；加班加点，创造铀矿坑道月进尺1330米的全国纪录；刻苦钻研，建成我国第一条简法铀水冶生产线——这支铀矿地质勘查劲旅，圆满完成了“为国找铀”的历史使命。 即日起，羊城晚报推出系列报道《我为祖国找铀矿》，寻访当年曾为我国原子能事业作出贡献的广东地质队员们，回顾筚路蓝缕的奋斗历程，再忆峥嵘岁月。 打破“花岗岩无大型铀矿”论断 铀-235是自然界存在的易于发生裂变的唯一核素，是原子弹研制的重要原料。1955年，我国提出建立和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原子弹研制及试验紧锣密鼓开展，急需铀这一关键性的核原料，正是“等米下锅”的危急时期。 当时，国际上盛行着“中国无铀论”，还有“花岗岩无大型铀矿”的断言——受成矿类型论的束缚，我国早期的铀矿普查工作，一度把花岗岩体划为找铀“禁区”。 面对这些所谓“权威”论调，广东地质队员们顶住压力，从粤北地质实际出发，晨炊星饭，靠两条腿翻山越岭，势要冲破“禁区”。1958年，广东省核工业地质局二九三大队（以下简称“二九三大队”）在韶关市翁源县下庄地区，首次发现我国第一个花岗岩型铀矿床——希望矿床，实现了我国花岗岩地区铀矿找矿技术的突破，引发国内外震动。 与此同时，在国家“全民找铀矿”的号召下，广东地质队员们热情高涨，在粤北地区开展大规模铀矿资源普查。“我们一开始没找过铀矿，但是国家需要，我们就开始学，努力找。”今年90岁的广东省地质局第三地质大队（原七〇五地质大队，简称“第三地质大队”，下同）原高级工程师唐啟能告诉记者。 唐啟能在野外找矿足有32年，印象最深的当属在韶关南雄的奋斗岁月。刚开始在南雄勘查铀矿时，地方偏远，矿区通往小镇只有一条十多里的羊肠小道，离县城更是遥远，交通极为不便。“住的地方也简陋，运气好时，能借住在当地老乡家。（屋子）下面养着牛，我们就挤在上面的小阁楼里。”他回忆道，野外工作不易，地质勘探更是艰辛，早上满身露水，下午满身汗水，一天啃几个馒头饱腹，是地质队员们的生活常态。 山险路陡，野兽时出，即使条件艰苦，广东地质队员们仍激情不减，照着图纸，一座座山爬，一条条线找。在希望矿床之后，南雄201铀矿床、仁化211铀矿田等大型花岗岩型铀矿富集区先后被找到，粤北铀矿聚集区也成为我国花岗岩型铀矿的最大聚集区。 半路出家投身勘探 87岁的第三地质大队原队员张素玲，有着36年的找铀矿经历。身为女同志，她坦言在野外工作会遇到更多不便，首先便是翻山越岭体力跟不上，“但那个时候一点都不觉得辛苦，反而很有动力。国防上不去，就要受欺负。”张素玲回忆道，很多地质队员都是半路出家，不断增强自身本领，“大家都是从入门开始学，靠着一点点资料，在实践中摸索。”一本译自苏联的《铀矿普查与勘探》，被他们轮流传阅，翻了又翻，学习氛围浓烈。 1965年，25岁的李怀孟加入二九三大队，先是被分配到一线，从事地质铀矿勘查工作。“我在学校学习时，关于铀矿我们就讲了一节课。一开始工作肯定是难的，我一边看书，一边请教老师傅，去打坑口、打钻机，去当找矿员，在不同岗位上学习，就这样慢慢上手了。”李怀孟说道。 后来，李怀孟被调到地质实验室工作，从事铀矿鉴定和分析实验工作。“铀矿的样品送来后先磨碎，再分别交给物理组和化学组进行分析。”他解释称，储量计算等相关工作是根据样品分析结果来进行的，如果两个组分析结果偏差较大，就必须将整个过程推倒，重新做分析，容不得一点差错。有时两个组会争得面红耳赤，双方都坚持自己是正确的，而后又不约而同钻进实验室进一步核查。 李怀孟的妻子刘招娣表示：“他们有保密要求，我是后来才慢慢理解他在干什么的，那时只知道他成天不回家。回家后我想给他收拾东西，他从来都不让我碰那些图纸。对这些东西，他觉得很宝贵。” 攻坚克难为国找铀 据了解，在中国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里，三分之二的重铀酸铵材料都来源于广东。从铀矿的勘探、开采到铀的提炼……一系列任务需在紧迫的时间内完成，每一个环节都充满挑战。 “我们沿着图纸上划好的路线走，早晨出发，碰到山碰到水也要走过去，到达一定地方再返程。”第三地质大队原总工程师王进元提及，铀具有放射性，在野外找铀，还需要借助伽马射线探测仪，“跑过的地质路线，只要底下存在铀矿，仪器就会咔啦咔啦地响。” 1957年，20岁的王进元成为一名地质队员，先找锰矿，后找铀矿。据他回忆，当时勘测仪器非常紧缺，“很多都是苏联淘汰下来给我们使用的，仪器老化，灵敏度也不是很高。”但这样的仪器，是地质队员们最为看重的珍宝，“我们要爬山，要过河，当时仪器少又精密，千万摔不得。”王进元说，有时技术人员登高时不慎摔滑，首先想到的是保护好仪器，将其牢牢抱住。 “还有一次，一个普查小组在深山中搞错路线，迷失了方向，从早上七点出发，到晚上还没回来。大家非常着急，发动村民一起到山上寻找。第二天，迷路的技术人员才饿着肚子，筋疲力尽返回住所。”野外工作面临着种种不确定的风险，王进元至今十分感慨。 而钻探所需的材料，例如几百斤乃至成吨重的钻机、压风机，在当时都是靠着地质队员们扛着拖着搬运上山，甚至要翻过两座海拔上千米的高山，到50多公里外挑钢砂、扛钻杆。 至于在坑道内工作就更加辛苦了。地质队员们常一身水一身汗挖掘坑道，因当时缺乏通风设备，常用一节节铁皮相接到坑道中鼓风。若坑道深千米，风力往往送不到里头，有队员工作一半就缺氧晕倒。 炼铀工人们在坑道间的空地上，用铁皮搭起简易的房子住下，用瓦缸、石碾、豆腐包等替代专业设备，并根据有限的条件，重新设计铀原料提取的流程工艺。这套行之有效的提炼方法被称作“土法炼铀”。 经由“土法炼铀”提取出的“黄饼”（即重铀酸铵）随后交由国家进行下一步的提纯。就这样，广东地质队员曾在短短一年内，上交了15公斤“黄饼”，为我国解决了原子弹研制核原料稀缺的燃眉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