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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宰雨[韩国] 从专业领域看，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张乃禹的研究领域属于典型的“比较文学”范畴，准确地说，属于比较文学领域中的“中国文学与朝鲜半岛文学比较研究”。事实上，近十来年，张乃禹聚焦于中国与朝鲜半岛近现代文学的互译传播与关系研究，发表和出版了许多有分量的研究成果。 纵观张乃禹的学术研究历程，可以发现他首先关注了中国近现代转型期文学与朝鲜半岛同时期文学的影响关系，然后再持续推进宏观层面的平行比较研究，如此就催生了他第一部著作《中韩小说现代化转型比较研究》的出版。此著作从主题意识、文学格局、文化冲击与政治事件等四个方面，对1902-1919年两地小说的“同一性”和“差异性”进行了较有力度的阐析，并克服了此前研究拘泥于传统的“单向影响”的研究模式。他从宏观角度并运用影响研究与平行对比方法的第二部力著《中国与朝鲜半岛近现代文学关系研究（1894-1949）》，主要集中于1894-1949年间中国与朝鲜半岛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分为上下两编，分别是“朝鲜半岛文学近现代转型中的中国因素”和“中国近现代文学对朝鲜半岛的关注与呈现”。其中可窥见张乃禹深入而独到的问题意识和思维架构，也可以说是克服“单向研究”界限，进而从互动对话关系的维度进行研究的一部理论性与历史性相结合的难得专著。 张乃禹的第三部著作《异质与同轨：中国与朝鲜半岛新文学关系研究》，则将视角转向二者新文学“异质”与“同轨”逻辑关系的探析和考论之中。在探讨朝鲜半岛新文学萌生、演进和拓展过程中所接受的中国新文学影响的基础上，详细梳理了二者异质性与同轨性并存的双重变奏关系。在“异质”与“同轨”问题的设定和分析上，明显能够看到著者的独到眼光和富于均衡感的逻辑能力。张乃禹在论述中强调，二者新文学的“异质性”主要表现在半殖民地与殖民地的不同社会性质对各自文学的影响，以及由日帝统治引发的朝鲜半岛新文学的殖民色彩和抵抗心理。而“同轨性”则主要表现在传统与现实的连带心理，以及由此引发的朝鲜半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革命对中国新文学的关注认同和镜鉴吸收。 从中不难发现，在关于二者新文学关系的探讨中，张乃禹并未完全忽视同处东亚并且对中国和朝鲜半岛文学现代化转型均产生深刻影响的“日本”。为此，他在著作中专辟一章，专门探讨朝鲜半岛新文学中接受中日影响因素之比较问题，其中论及朝鲜半岛新文学发展演进过程中中国和日本所扮演的错综复杂的“中介者”角色、中国和日本对朝鲜半岛新文学影响过程中的“点”与“面”“文学镜鉴”与“殖民色彩”“同位意识”与“抵抗心理”等不同特征表现等问题。由此，充分彰显了张乃禹学术研究中的“东亚视野”和文学关系纵深研究中的整体视角。这种从整体入手的宏阔视角和学术自觉意识是颇值得称道的。 以我的经验看，二者近现代文学比较研究领域还可以细分为几个更小的领域。检讨这些领域的研究历史，可以发现在影响研究与平行对比研究以及形象学研究领域涌现出较多成果，其中影响研究主要包括中国个别新文学代表人物对半岛文学影响的研究，也包括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半岛的译介接受与朝鲜半岛现当代文学在中国的翻译传播的研究。张乃禹在该著中通过大量鲜活的第一手图片史料，如实呈现了梁启超、胡适和鲁迅等中国新文学代表人物的文学思想以及具体作品在半岛的译介接受过程。通过图文结合的形式，以丰富翔实的资料，从翻译和传播视角展现了两地新文学之间的影响和互动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先前研究之不足。 此著作虽然在二者文学关系研究上有所突破，但在某些方面还可以做得更好。比如从韩国学界的立场看，尚需多一些站在“异地思之”的立场上考察问题的努力；还可以更多地从半岛文学主体的“借用”立场思考和论述发展与影响问题。在探讨二者文学的影响关系时，虽然某方接受了对方的影响，但是论述时，如果能够更加充分地站在该方文学内在连续发展立场以及“拿来主义”立场思考问题的话，就会更有说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