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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彦 |
11月29日上午，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陈彦在广东文学馆展开题为“从戏剧、小说到影视”的主题讲座。讲座后，他接受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 羊城晚报：您曾提到，新作《人间广厦》是一个酝酿很久的故事？ 陈彦：我们这一代人都经历过“分房”。我经历过排队分房，自己做了行政管理后也主持分房，对分房这件事体味得很深。但讲述形形色色的分房故事，并不是我的创作初衷。无论是家庭、社会、国家，很多资源都是通过一定的组织、制度、程序分配下去，这个过程最终指向的是一个公平与正义的问题。 我们常说文学创作要“凿开一束微光”，这束微光往往就是公平与正义。如今这一代人或许不再经历分房，但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等分配问题依然存在。写作时我始终在思考，资源怎样才能分配得更合理？“分”和“被分”映照出复杂的人性，也构成了文学探讨人的处境与命运的张力。 羊城晚报：《人间广厦》中写了“地上”“地下”两条线，其中是否运用了魔幻现实主义等手法？ 陈彦：《人间广厦》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没有让“地下世界”复活。这关乎我对“现代性”的理解。我认为现代性应该是我们每个人身处现代现场时，自然而然带出来的东西。有时候过于强调它，反而会脱离现实生活的语境。 羊城晚报：您将西安作为故事创作的重要基点，令人想到福克纳“邮票大的地方”的写作观念，其中蕴含了您怎样的创作追求？ 陈彦：福克纳一生就写约克纳帕塔法这一个小县城。鲁迅也是如此，虽然他在北京、上海、广州都生活过，但小说始终围绕着绍兴的鲁镇、未庄。为什么？作家必须要有一个阵地、一个生活的场。人性、命运、社会的深刻问题，在任何一个具体的点上，都足以被洞穿。真正写透一个地方，就足以映照整个世界。 我现在住在北京，从人生经历中看，我有九个故乡。但在写作中，我始终守住的还是西安这一块土地。当我真正写透那一方水土时，也就写透了我所认知的整个世界。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与地方，这不是为了图省事，也不是缺乏认识其他生活的能力，而是需要这个地方作为支点，像在显微镜下观察切片一样，去洞见普遍的人性与时代。 羊城晚报：为什么陕西作家在当代文学版图中会占有这么重要的位置？ 陈彦：我认为陕西作家身上普遍有一种“死磕”精神——认准一件事，就把它做到极致，甚至可以说“朝死了磕”。柳青说“文学是愚人的事业，聪明人不干这个”，提出“六十年一个单元”，这就是一种“长期主义”的定力与清醒。路遥说“早晨从中午开始”，这种充满搏命般的投入，不怕失败，更不计代价。他们把一生交给一件事，最打动我的，就是这股“死磕”的劲头。正是因此，他们才能挖掘到这一方土地最深层的文学宝藏。 羊城晚报：从《装台》《主角》《喜剧》到《人间广厦》，您的小说总是会把聚光灯投到“小人物”身上，这种创作偏好的驱动力是什么？ 陈彦：文学不应区分谁更值得同情，而应看见每一个被命运摆弄的个体。我笔下的女性角色比较多，比如《主角》中由烧火丫头成长为秦腔名伶的忆秦娥。这种关怀，或许源于我早年在乡村所见，一些如花般绽放的女孩，后来人生却出现巨大落差；也源于我在文艺团体工作三十多年的观察，多少灿烂的青春，绽放时无人不赞叹，凋落后却少有人记得。 羊城晚报记者 熊安娜 梁善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