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影六年

　　□方土

　　1986年，我从广州美术学院本科毕业，被分配到珠江电影制片厂。回头看，那一路的选择，全是一连串稀里糊涂，却又像被命运安排好的偶然。

　　1980年，我人生第一次踏足省城广州——为了赴考广美附中。刚到那天，我和另一位画友搭上14路公交车，目光扫过路牌，“珠影站”三个字撞进眼里，心里猛地一热。在那个年代，电影是顶神圣的东西。

　　我俩揣着一点卑微又天真的念头，想进去瞻仰一番，侥幸盼着能撞见几张熟悉的脸。结果刚走到珠影大门口，就被门卫拦了下来，没多问一句，直接被轰走。没辙，只好蹲在马路对面傻等，不知耗了多久，连一个人影都没见着，最后灰头土脸，默默离开。

　　过了两年，我考上广州美院中国画系。四年本科读完，服从分配，我捏着报到证堂堂正正走进了曾经把我拒之门外的珠影大门。

　　其实我心里左右为难。关心我的老师大多反对我改行碰电影；也有老师推荐我去汕头大学教书。两条路明明白白摆在眼前，我拿不定主意。后来林丰俗老师叮嘱我，有一位先生务必登门请教，他的建议，你尽可遵从。

　　揣着介绍信，我踩着单车径直去了广东画院林墉先生的家。第一次见到林墉，那感觉，和撞见银幕上的大明星没两样——满心都是敬畏与欢喜。先生一语，便定了我一生的艺术之路：“找我就对了，汕头不能去。珠影一年拍不了几部戏，拍完回广州不用坐班，时间全是你自己的，照样可以画画。除了画院之外，这地方便是最好的单位。况且广州是大城，有你施展的余地。”

　　这番话改变了我的命运。

　　进了珠影，又遇见另一位贵人——时代动画公司总经理周承人先生。他早前在美院看过我的毕业创作《岭南花果》四条屏，之后便四处打听我的下落。得知我进了珠影，他见了我便笑着说：“终于找到你了，你是块画画的料。我知道珠影没有条件让你安心作画，动画公司可以给你一间画室，只是临时的，随时可能要搬。”

　　我听了欣喜若狂。那间画室条件极好，因动画公司属合资企业，其新建的大楼坐落于珠影园区的中心，内设有电梯，配有空调；最关键的是，颜料任我使用，全是日本进口，上百种色彩，每一种都好得不像话。

　　珠影的那些年里，艺术室的领导都很关照我，很少安排我下剧组，为的就是让我安心画画。念念不忘的，有黄朝晖、马兴郁、林忠才先生等人的照顾。画坛上还有很多人始终惦记着我，譬如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岭南美术出版社的诸位师友。

　　尤其是广东美协副秘书长黄亦生、展览部的区焕礼，起初频频给我写信，再三叮嘱我，千万不要丢掉毛笔。黄先生住得离珠影很近，时常过来探望我。1988年，经汤小铭主席提名，广东美协为我举办了个人画展——第28回“星河展”。我在珠影时代动画公司创作室完成的近八十幅作品，全部展出，反响颇大。这一切，为我1992年调入广州画院成为一名专职画家，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

　　那时的珠影，正在八十年代末的黄金余绪，不喧嚣，不浮躁，没有功利与拥挤。厂里的气氛宽松，人来人往都带着老文艺单位的朴素与真诚，没有森严的规矩，没有过度的算计，反倒像一处自由生长的园子，恰好容得下我这样一心只想画画的人。

　　在珠影前后待了六年，只参拍两部电影，看似与电影若即若离，实则日日受着影像的熏陶。那时珠影时常开设“国外电影观摩周”，看电影成了工作的分内事，镜头的语言、光影的结构、画面的叙事、空间的节奏，悄无声息地渗进我的审美里，让我对绘画的理解，不再局限于宣纸与笔墨，眼界被生生打开，变得宽阔、自由、不拘一格。

　　后来我一头扎进实验水墨，很多人问起创作的源头，我总想起珠影的那几年。

　　1992年，珠影迈入市场化改革。恰逢广州画院新址落成、广纳英才，幸得陈永锵院长赏识，我就此找到了艺术生涯的最终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