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银兴

　　肆

　　东坡与和陶诗——借渊明的壳，过惠州的生活

　　《记游松风亭》挂钩之鱼忽而解脱后，苏东坡的诗文里游山玩水、交朋会友、种花酿酒等惠州“苏式”（舒适）生活场景多了起来。

　　到了绍圣元年十二月，苏东坡开始走出惠州城，他与儿子苏过同游白水山佛迹岩、泡汤泉。白水山就是现在的惠州汤泉，距离嘉祐寺约20公里路程，在那个年代，以花甲之年老人的脚力，往返要一天时间，不可谓不远。苏东坡这趟短游非常开心，连作《白水山佛迹岩》《咏汤泉》，与儿子唱和。其中，在《白水山佛迹岩》写到：

　　此山吾欲老，慎勿厌求取。

　　溪流变春酒，与我相宾主。

　　我就想在这座山里终老，希望不要厌烦我的索取。这里的溪水像岭南万户春酒一样使我陶醉，如同主人一样款待着我这个远道而来的客人。作者流露出浓浓的归老之情。

　　再后来，他有雅情到江边垂钓：

　　意钓忘鱼，乐此竿线。

　　悠哉悠哉，玩物之变。

　　——《江郊》

　　这哪是钓鱼？钓的是闲心。

　　太守詹范带着酒到嘉祐寺探望苏东坡。苏东坡很高兴，两个人来到东江边，从乡间野市备点小菜，简单清扫一下钓鱼矶石当作餐台，对着江风明月畅饮起来。

　　传呼草市来携客，洒扫渔矶共置樽。

　　同时一边饮酒一边商议了将江中暴露的无主骨骸集中收集起来安葬。

　　有得道的世外方人传授他桂酒酿造秘方，他觉得这酒很好，不像人间所有，是“天禄”，认为不能独享，便在桥下置石刻广而告之，并写下《桂酒颂》。

　　但凡有一点机会，苏东坡心里装的都是忧国忧民的事。

　　第二年开始，来看望苏东坡的朋友和南北往来的信件渐渐多起来了。惠州太守詹范自不待说，连周边地区的循州太守周彦质也接济他米粮，梅州谭太守还专程派人赠送他酒水。更有僧人、道士、秀才等高雅之士往来，日子好不惬意。不久又有好消息传来，表兄兼姐夫程正辅任广南东路提刑官巡按广州，专程托人带口信到惠州向苏东坡致意问候。苏东坡也马上回信，希望能够冰释前嫌。

　　到了三月份，友人卓契顺以“惠州不在天上，行即到耳”的侠义，从宜兴徒步两千多里路程到惠州带来大儿子苏迈的家书，更让东坡动容。

　　在这轻松惬意的环境中，苏东坡的唱和之作多起来了。也许是前世的因缘，更愿相信是惠州给予诗人灵感，诗人写起了和陶诗，并且一发不可收拾，竟写了50多首（后在海南儋州接着写，和遍109首），在寓惠诗作中占了很大篇幅。正如他弟子黄庭坚所言，苏东坡是“饱食惠州饭，细和渊明诗。”

　　“和陶诗”，顾名思义，就是以效仿陶渊明诗歌的韵为形式而创作的诗。世上原没有和陶诗，因苏东坡写多了就变成一种和陶诗。

　　苏东坡写和陶诗的一大原因就是仰慕陶渊明，因仰慕而和韵。这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一场隔着600多年时间（东晋与北宋）、1000多公里距离（彭泽与惠州）的唱和，两个伟大心灵的对话与交流，其共鸣让后来无数诗人跟风，争相模仿，竟然成为一种文学现象。

　　苏东坡说，我可能前世就是陶渊明。（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我即渊明，渊明即我也。）

　　苏东坡说，我人生的悲剧就是因为学不到陶渊明对仕途的舍弃。（我不如陶生，世事缠绵之。）

　　到最后，苏东坡说，我写了109首和陶诗，水平跟陶渊明比起来也不差了。（吾前后和诗一百有九，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

　　苏东坡最早和陶诗的渊源可以追溯到黄州时期，同样是谪居的苦旅，他改编了渊明的名篇《归去来兮辞》，写成《哨遍·为米折腰》：

　　为米折腰，因酒弃家，口体交相累。归去来，谁不遣君归。觉从前皆非今是。露未晞。征夫指予归路，门前笑语喧童稚。嗟旧菊都荒，新松暗老，吾年今已如此。但小窗容膝闭柴扉。策杖看孤云暮鸿飞。云出无心，鸟倦知还，本非有意。

　　真正创作和陶诗始于元祐七年（1092）七月，即时贬谪到惠州的前二年。那时的他虽仕途上如日中天，但因政敌无端攻讦，已萌生退意，羡慕陶渊明能够摆脱俗事羁绊，写下了《和陶饮酒二十首》。

　　创作和陶诗的高峰期是在惠州。自绍圣二年三月四日，苏东坡与詹范太守等人一起再游白水山，回程时路过水北荔枝浦（今惠州江北），遇到园主85岁“平生不渡江”的水北老人，彼时荔枝才像芡实那么大小，老人热情邀请苏东坡待荔枝成熟时还要回来，管够食饱还要打包带走。回到嘉祐寺，苏东坡很有感慨，在回复一生挚友陈慥的信中说到“到惠将半年，风土食物不恶，吏民相待甚厚。”有感于此，苏东坡重新写起了和陶诗《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并在引言中立志要和遍陶诗。

　　其一

　　环州多白水，际海皆苍山。

　　以彼无尽景，寓我有限年。

　　东家著孔丘，西家著颜渊。

　　市为不二价，农为不争田。

　　周公与管蔡，恨不茅三间。

　　我饱一饭足，薇蕨补食前。

　　门生馈薪米，救我厨无烟。

　　斗酒与只鸡，酣歌饯华颠。

　　禽鱼岂知道，我适物自闲。

　　悠悠未必尔，聊乐我所然。

　　其二

　　穷猿既投林，疲马初解鞅。

　　心空饱新得，境熟梦余想。

　　江鸥渐驯集，蜑叟已还往。

　　南池绿钱生，北岭紫笋长。

　　提壶岂解饮，好语时见广。

　　春江有佳句，我醉堕渺莽。

　　其三

　　新浴觉身轻，新沐感发稀。

　　风乎悬瀑下，却行咏而归。

　　仰观江摇山，俯见月在衣。

　　步从父老语，有约吾敢违。

　　其四

　　老人八十余，不识城市娱。

　　造物偶遗漏，同侪尽丘墟。

　　平生不渡江，水北有幽居。

　　手插荔支子，合抱三百株。

　　莫言陈家紫，甘冷恐不如。

　　君来坐树下，饱食携其余。

　　归舍遗儿子，怀抱不可虚。

　　有酒持饮我，不问钱有无。

　　其五

　　坐倚朱藤杖，行歌《紫芝曲》。

　　不逢商山翁，见此野老足。

　　愿同荔支社，长作鸡黍局。

　　教我同光尘，月固不胜烛。

　　霜飙散氛祲，廓然似朝旭。

　　其六

　　昔我在广陵，怅望柴桑陌。

　　长吟饮酒诗，颇获一笑适。

　　当时已放浪，朝坐夕不夕。

　　矧今长闲人，一劫展过隙。

　　江山互隐见，出没为我役。

　　斜川追渊明，东皋友王绩。

　　诗成竟何为，六博本无益。

　　第一首开篇就以“环州多白水，际海皆苍山。以彼无尽景，寓我有限年”描写了惠州的好山好水，表达了终老惠州的愿望。紧接着以“市为不二价，农为不争田”举例子，写下惠州人爱读书、遇事不争的淳朴和善民风。又以“门生馈薪米，救我厨无烟……悠悠未必尔，聊乐我所然”写了自己虽生活上需要门生接济柴米，但是日子怡然自得、优哉游哉。

　　接下来几首也分别描写了游白水山、泡温泉、趣遇水北老人的情景。尤其是最后一首，点明自己在扬州时候就很向往陶渊明的生活，现在这里（惠州）就如斜川和东皋，有着陶渊明世外桃源般的生活和一群像王绩一样不流于世俗的酒友。整组诗，明快、怡然的田园之风扑面而来。

　　至此，和陶诗成为苏东坡寄托思绪的重要载体。

　　过节写和陶诗。绍圣二年重阳节，苏东坡来惠已经近一年，生活愈加窘迫，又逢佳节思念散落天各一方的子侄家人，于是作了《和陶贫士（七首）》。既“典衣作重阳，徂岁惨将寒”，为了过重阳把厚衣都典当了，哪还顾得上即将到来的寒冬？朝不保夕的困境；还有“我家六儿子（含三个侄子），流落三四州”的人伦别离和思念，读之令人心酸。

　　读书写和陶诗。东坡读葛洪《抱朴子》深有心得，想到陶渊明读《山海经》的故事，隔着时空，苏东坡与陶渊明、葛洪“对话”起来，写下《和陶读山海经》，“携手葛与陶，归哉复归哉。”那一刻，在苏东坡的精神世界里，三个人是携手同游，一起归隐桃花源。如今，东坡祠里的三贤祠正是三者关系写照的具象。

　　迁居写和陶诗。绍圣三年（1096）三月，苏东坡从合江楼复迁水东嘉祐寺，第二次居住嘉祐寺的心情与第一次已大不相同，更多是自愿、开心的成分。在合江楼居住的一年时间里，东坡“多病鲜欢，颇怀水东之乐”。于是在白鹤峰买地数亩作新居，同时迁回嘉祐寺居住。为此，苏东坡写下《和陶移居》。作者以“晨与鸦鹊朝，暮与牛羊夕”之句，形容嘉祐寺居住环境的“幽深窈窕之趣”（《题嘉祐寺壁》），与初到惠州刚入住嘉祐寺时的“蛮风蜑雨愁黄昏”心境已迥然不同。

　　会友写和陶诗。绍圣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临近过年。彼时，白鹤新居正在营建中，东坡财资竭尽，生活困顿，但是依然热情招待远方而来的两位朋友。这天酒喝完了，想取米酿酒，发现米也吃完了。想到陶渊明《岁暮和张常侍》一诗也以无酒而感叹，便作《和陶岁暮作和张常侍》将此事记载下来。“米尽初不知，但怪饥鼠迁”家里穷到连老鼠都嫌弃，诗人的笔触诙谐，让人好笑之余未免心酸。“二子真我客，不醉亦陶然”充分体现出作者交友上的真性情。

　　伍

　　东坡寓惠文化：属于双向奔赴的美丽

　　经过嘉祐寺松风亭边的“悟道”，苏东坡儒释道思想更加交融，进退切换更加自如，进入了更高层次的“自由王国”境界。

　　在惠州居住的最困难时候，表兄兼姐夫程正辅来广东做大官，他以天子“近臣得罪，省躬念咎”为由，稳坐嘉祐寺，等程正辅上门探访。等见面尽释前嫌后，送程正辅离开，苏东坡一送就送到博罗罗浮山下，并且连夜商议募建东新桥事宜。得到程正辅支持，有了干事机会，苏东坡马上切换另一种状态，以极大饱满的儒家济世精神积极奔走，出谋划策，带头募捐，推动“两桥一堤”建成。

　　在程正辅调动离开广东时候，又得知元祐党人永不赦还消息，苏东坡买下白鹤峰建新居，“规作终老计”，对来回搬迁的生活，苏东坡笑侃是“东西两无择，缘尽我辄逝”。对此变动，他已抱着“吾生本无待，俯仰了此世”随缘心态，认为万物都是“念念自成劫，尘尘各有际”，充盈着“齐万物、泯是非、破生死”的道家思想。

　　后来，家中遭遇瘟疫，跟随苏东坡23年、一路辗转南北，无论升陟贬黜、始终陪伴身边的爱妾朝云病逝。面临如此大的打击，尽管苏东坡心中万分悲怆，但没有发凡俗情侣“生生世世为夫妻”的誓愿，而是祈愿她能够超脱生死轮回，进入仙佛境界，自己也将在余生勤修佛道，期待与她在佛国净土相会，写下了“驻景恨无千岁药，赠行惟有小乘禅。伤心一念偿前债，弹指三生断后缘”（《悼朝云》）之句。在惠州，舞衫歌扇早已成为过去的梦影，朝云和他一道参禅学道，已超越红粉佳人，是同甘共苦的知己、是修心养性的挚友。在苏东坡心中，朝云就是天女维摩。

　　在惠州嘉祐寺里松风亭边，苏东坡以咏梅诗和和陶诗为主要载体，实现人生再次突围，完成思想再次升华，再无哀怨，书写了岭海谪居人生最后一段苦旅的精彩，也为惠州留下了无比珍贵的东坡寓惠文化。

　　东坡寓惠文化，是诗人的人生历程与惠州这块土地产生的化学效应和思想结晶。惠州人文地理环境与苏东坡寻找世外桃源的理想追求相契合。这里既远离中原，但又不是蛮荒之地，而是山水秀邃，风土人情甚厚，有山、有水、有松、有梅，有僧、道、科考失败者、游侠、隐士、酒者为伍。品格、命运、地理三者的因缘际会，成就了东坡寓惠文化。

　　东坡寓惠文化，不是东坡文化以时间为尺度的简单裁剪，也不是某些学者眼中已过创作高峰的作品，更不是一些人口中的贬官写照，而是有着鲜明的文学特征和地域特点，在东坡文化中占有重要一席。诚然，在惠期间苏东坡的作品没有了“大江东去”的雄心勃发，也少了很多广为传颂之作，但是“流量”不代表“质量”，寓惠时期他诗词境界上更加高洁、思想上更加纯臻，言语上更加质朴无华。也正是这种特征，导致趣味性不强，普通读者难于进入，是阳春白雪、曲高和寡而已。可以说，东坡寓惠文化是苏东坡赠予惠州这座城市的宝贵人文遗产。同时也可以毫不吝啬地说，惠州也给予诗人人生末段旅程最后的足够的温暖。

　　东坡与惠州虽是意外轨迹的交集，却属于双向奔赴的美丽。

　　每个时代关于苏东坡都有不同的回答。

　　每个人关于苏东坡都有不同的解读。

　　尾记

　　东坡走过的路道

　　已经堙灭

　　东坡的脚步声

　　还在惠州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