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容启东先生（右二）和新亚书院创校校长钱穆（左）、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李卓敏（左二）、联合书院校长郑栋材（右）合影

　　容启东

　　容星桥故居，位于今珠海南屏镇长房街

　　1936年，容启东博士在《中国植物学杂志》中刊登的学术论文《植物显微术琐谈》

　　香港中文大学的容启东校长纪念楼

　　

　　文/羊城晚报记者 郑达  图/珠海留学文化馆提供

　　

　　1951年，43岁的容启东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他出身于近代中国最早“开眼看世界”之一的香山容氏家族——同族伯父容闳是“中国留学生之父”，父亲容星桥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重要支持者。浸润于家学传承的容启东，曾执教西北联合大学、岭南大学，早已成为一名卓有建树的植物学家。而在新中国百废待兴的晨曦中，他做出一个意味深长的抉择——舍弃举家移居异国的机会，而应香港大学之聘，出任植物学系高级讲师。

　　离开熟悉的学术环境，南下当时仍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这一选择的背后，是容启东对“教育救国”理念的执着坚守。从清华园到香港岛，他用半生时间构筑起中西学术交流的桥梁，被当年督宪提名成为香港中文大学的首任副校长。在动荡的年代里守护学术的尊严与传承，容启东以其跨学科的广博视野，培育出几代社会栋梁。

　　“容启东先生是生物学本土化的先驱，是香港高等教育的重要领导者。”珠海留学文化馆留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沈荣国如此评价。在他眼中，容启东在香港华侨教育、中文教育、商学教育、音乐教育及体育教育史上都留下了深刻烙印，“在中西植物学交流领域，他曾经是一面独一无二的旗帜。”

　　

　　从私塾生到博士的求索之路

　　

　　1908年5月13日，容启东生于香港，祖籍今珠海南屏。容氏是一个与近代中国留学史紧密相连的家族，容启东之父容星桥是“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的族弟，也是第三批官派留美幼童之一。这样的家庭背景，为容启东奠定了贯通中西的学识基础。

　　容启东的启蒙教育浸润着传统书香：13岁前一直在香港的私塾接受中文教育，师从刘伯端、俞叔平、陈子褒等学者，这段经历为他打下了扎实的国学根基。1925年，容启东迎来人生第一个重要转折点。那一年，他成功考入刚改制为大学的清华大学，成为清华大学第一届毕业生。从南方远赴北京求学，这位青年开始了真正的学术生涯。

　　南国少年北上求学，路途并不平坦。由于普通话水平和数学根底薄弱，他的学习成绩一度落后。但凭借岭南人特有的坚韧，他很快奋发图强跟上学业，并于1929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清华大学生物系。

　　毕业后的容启东面临多种选择，可以随父经商，也可以出国深造。但深受父亲“不辱乃祖，服务中华”教诲的影响，他毅然选择留校任教，在生物学领域一干就是6年。

　　当时的中国生物学尚在“蹒跚学步”。以松树果子为例，中国漫山遍野皆是，但清华的生物讲师只能按美国松树的结构讲授，标本也要由美国空运到中国。容启东凭借自己对生物学中植物科的浓厚兴趣，坚持留下来教授培养更多的中国知识青年，为中国早期生物学的研究启蒙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容启东在清华大学任助教期间，曾协助校方将收集到的中国植物标本制作切片和泡制，作为生物学的标本教材。这些工作，为中国生物学早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沈荣国表示，胡先骕、陈焕镛和容启东在清华大学读书时的老师钱崇澍等中国第一代生物学家从美国“拿来”了生物学之后，生物学面临着在国内扎根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容启东制作中国标本的行为，其实是力推生物学在国内逐渐扎根。从这个角度上说，容启东堪称生物学本土化的先驱。

　　1935年，容启东获得赴美深造的机会，进入芝加哥大学研究植物形态学，并于193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展现出卓越的学术能力。容启东是美国SIGMAXI荣誉学会会员及国际植物学形态学会的创办人，他为国内生物学建立了广泛的国际学术联系。

　　

　　动荡年代的教育坚守

　　

　　获得博士学位后，容启东毫不犹豫地返回战火纷飞的祖国。

　　他先后任西北联合大学教授，岭南大学生物学教授、系主任，理工学院代理院长等职。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他坚守教育岗位，以实际行动践行教育报国的理想。

　　1944年，容启东受美国国务院聘请，赴美讲学。海外优越的科研和生活条件没有让他停留，抗战胜利后他即刻归国，复任岭南大学理工学院院长兼岭南大学预算、人事委员会委员，参与岭南大学校务决策。

　　1951年，容启东应香港大学之聘，任该校植物学系主任兼高级讲师，任期九年。这一决定在当时看来或许只是职业生涯的又一次变动，但历史证明，这次南迁为他提供了更广阔的教育舞台。

　　“当年的中国，先是因为战争万事俱废，后来又出现了与西方学术逐渐撕裂的情况。在这种背景下，容启东留学美国，任教港大，推动植物学学术交流，实际上保留了中国文化根脉，守护了中国文化、学术和海外联系与交流的珍贵通道，让西方世界依旧能看到中国人的身影，依旧能听到来自中国的声音。”沈荣国说。

　　1959年，容启东的教育生涯迎来第二个重要转折——被推选为崇基学院校长。崇基学院是香港中文大学的三所创始成员书院之一，在当时面临诸多发展挑战。容启东凭借其丰富的教学管理经验和广阔的国际视野，为书院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容启东的幼子容应杰博士介绍，“先父任职崇基学院期间，充分利用海外热心人士捐助和香港政府资助的有利条件，使崇基学院在短时间内发展成为一所广受国际及社会人士认可的专上学院。”此外，他在1962年与岭南大学基金会商议在崇基成立“岭南经济学院”，为后来中文大学岭南商学院成立奠定基础。再者他亦致力于提升该校的通才教育和国文教学程度，使得崇基学院学生的语文水平快速提升。容应杰博士表示，“他也非常重视音乐教育，在大学时曾任清华军乐团领队指挥，任校长时在崇基学院成立音乐系，为香港培养出不少的本地音乐人才。”在体育教育方面，崇基秉承并强化了岭南大学的体育传统，培养了很多出色的运动员，田径运动员韩铣丰、网球选手黄德明、乒乓球手谬绮薇、篮球中坚谢锦康等香港著名运动员均来自崇基学院，特别是韩铣丰曾经在全港田径锦标赛100公尺短跑比赛中创造了10秒9的纪录。

　　容启东对崇基学院的多方贡献，让他赢得了极大尊重，成为该院历史上的不朽丰碑。他在1975年荣休时，崇基学院校董会特授他名誉校长称号。2006年，为了纪念这位来自今珠海的“大先生”，该院将神学院新大楼命名为“容启东校长纪念楼”。

　　1963年，香港中文大学成立，容启东被委任为首任副校长兼崇基学院校长。这一任命是对他教育理念和管理能力的高度认可。在他的领导下，崇基学院迅速发展，成为香港中文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才教育与社会担当

　　

　　容启东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教育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大先生”风范。

　　他大力倡导“通才教育”和“服务社会”思想。对于香港中文大学的办学方向，他曾表示：“一间专上学府，就以崇基为例，最理想的便是能够练出一批能够对社会有所贡献的学生。”

　　容启东认为，大学生应该接受的是“一种能够使自己适应现在日新月异、一切都在变动的社会的通才教育——跟随着时代而变的学问和知识，能够应付人与人之间相接的道德学问，进而解决个人、社会和国家的种种问题”。

　　容启东极力主张教育与社会融为一体。他构想了一种理想的教育模式：学生经过一两年的学习后，便要到社会实习；读物理和化学的，要走进工厂的实验室担任助手；读商科的要进入工商界实习，晚上则回校继续攻读。

　　“到了学生正式离校，学以致用，这才是最理想的教育。”这番话，在今天听来依旧振聋发聩。

　　容启东的教学理念强调“文理兼顾、德智并重”。他对培养青年具有完美人格、广博常识及认知祖国文化语文的综合基础课程十分重视。例如，他到崇基学院任职后不久，就和中文系教师商谈改善大一国文教学方法的问题。经过多次研讨，决定试用“合班授课，分组习作和讨论”的方法，并由中文系编印《大一国文参考资料汇编》一书，供学生课外参考。

　　“二战后，大量难民逃亡到香港，香港成为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面临着非常沉重的就业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容启东倡导并践行通才教育，强调学以致用，不仅进一步深化了教育理念，更有效地将香港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转化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沈荣国表示，从这个角度上说，容启东这位“大先生”也是解决香港就业难题，推动香港经济腾飞、跻身“亚洲四小龙”背后的功臣之一。容启东重视国文教育背后，是他那颗炽热的中国心，他希望在香港的中国学子不忘祖国，在他内心中一直期待着香港回归的那一天。

　　容启东本人的学识结构就是“通才教育”的典范。他不仅是植物学家，还对音乐、历史、地理等方面有较高修养。他酷爱音乐，还能娴熟地演奏大提琴。这种跨学科的广博学识，使得他能够超越专业局限，从更广阔的视角思考教育问题，真正体现出“大先生”的学识与胸怀。

　　

　　跨越两地的文化桥梁

　　

　　尽管长期在香港工作，容启东始终保持着深厚的家国情怀。

　　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他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为内地与海外以及海峡两岸的交往架设桥梁。1964年底，他安排美籍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与其在内地的父母杨武之、罗孟华在香港相见。1979年，他又协助内地物理学家钱伟长与他离散多年的叔叔、台湾著名学者钱穆建立了联系。

　　容启东对家乡珠海南屏怀有深厚感情。内地改革开放以后，他与夫人何露珍多次到北京与家乡南屏参观，也在香港多次接待了赴港的内地学术代表团及家乡乡亲。

　　1983年，珠海市举行爱国华侨教育家容闳生平事迹报告会。容闳是容星桥的族兄，容启东对其生平事迹了解甚多。不巧开会那天，容启东因病住院。他发回电报祝贺，并联络妹妹等30多位亲属回到珠海参加报告会。病愈后，容启东与夫人返回珠海，先后到市政协、市侨联和南屏镇走访、座谈。在与珠海市领导的座谈中，他坦率地对珠海的教育事业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

　　容启东对家族文化的传承也十分重视。他的女儿容应萸后来成为东京亚细亚大学教授及副校长，著有很多关于国际文化交流、中日文化交流、近代亚洲历史的著作。1987年容启东去世后，遵照他的遗嘱，夫人何露珍女士将其骨灰运回家乡，安葬在其父母容星桥夫妇墓旁。

　　容启东的一生，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教育救国理念的实践史。从清华求学开始，历经战乱时期的坚守，再到香港时期的开拓，他始终将教育作为自己报效国家的方式。他的“大先生”风范，不仅体现在学术成就上，更体现在他对教育本质的深刻理解和对社会责任的自觉担当上。

　　“容启东不仅是当年香港屈指可数的植物学大家，还是香港高等教育的领导者，更是可敬的爱国者。和伯父容闳一样，他进行植物学研究、服务教育行业的基点，一直都是报效他一心所念的祖国。”沈荣国说。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容启东生前致力搭建的内地与香港的文化桥梁更加稳固。如今，漫步在珠海南屏的容家故居，似乎仍能感受到这个留学世家一脉相承的“大先生”精神——既有立足中华文化的根基，又有放眼世界的胸怀。他的教育理念如一颗种子，在香港、在内地、在无数学生心中生根发芽。

　　从容闳到容星桥，再到容启东，容氏家族“不辱乃祖，服务中华”的家训，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百年求索的真实写照。容启东的“大先生”之风——融通中西的学识、关切家国的情怀、甘为人梯的奉献，仍在激励着今天的教育工作者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