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廷干故居故址

　　蔡廷干

　　1921年10月，参加华盛顿会议的蔡廷干（右）

　　法国的《小日报》刊登的《袁世凯剪下他的辫子》，画中剪辫子的即蔡廷干

　　蔡廷干编著及出版的《唐诗英韵》

　　

　　文/羊城晚报记者 郑达  图/珠海留学文化馆

　　

　　本文指导专家：珠海留学文化馆留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沈荣国

　　

　　黄海，波涛卷怒。1894年的那场海战中，“福龙”号鱼雷艇管带蔡廷干，指挥座舰冲向日本海军军令部长的座舰“西京丸”。抵近至极限的40米，鱼雷出膛，却从敌舰底深水处掠过。功败垂成，何其壮烈。彼时，他是北洋海军一名勇毅的军官。

　　芝加哥，书墨生香。1932年，一本名为《唐诗英韵》的著作在此出版，译者蔡廷干。他以精妙的英文格律，将百首唐诗的精魂渡向西方，成为较早完成系统性汉诗英译的中国本土学者。彼时，他已是一位从容睿智的文人。

　　他手中剪断的，是象征一个时代的辫子；他喉间呐喊的，是重塑一个国家的关税自主；他笔尖流淌的，是沟通两个文明的唐诗英韵。蔡廷干用一生在惊涛骇浪的时代断裂处，完成了一次次非凡的“摆渡”。他不仅是历史的亲历者，更是时代的探索者、文明的翻译家。他的名字，被铭刻于中国近代史的星空。

　　

　　跨洋求学的香山子弟

　　

　　1861年，蔡廷干出生于香山县上栅乡（今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上栅村）的一个普通家庭。当时的珠江口地区，得风气之先，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摇篮。在容闳、唐廷枢等先驱推动下，清廷启动了幼童留美计划。

　　1873年，12岁的蔡廷干被选拔为第二批留美幼童之一，踏上前往美国的航船。这批共30名幼童中，有9人来自今天的珠海，反映出珠海地区在近代中国对外开放中的先锋地位。

　　在新不列颠中学求学期间，蔡廷干展现出顽皮而勇敢的性格，被同学们戏称为“好斗的中国人”。8年的美国生活，让这批幼童接触到完全不同的文明形态。他们学习科学，参与体育，甚至开始质疑清朝陈规旧习。蔡廷干成为最早剪掉辫子的学生。

　　“留美期间，蔡廷干因缘际会成为最早被允许剪掉辫子的中国臣民，在率先走向世界的同时也以特殊的姿态率先瓦解着封建桎梏。”珠海留学文化馆留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沈荣国表示。

　　1881年，因清廷保守势力对留学生“洋化”的不满，留美幼童被全部召回。尽管学业中断，但蔡廷干带回的不仅是英语能力和西学知识，更有“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坚定信念，这成为他一生事业的核心动力。

　　回国后，蔡廷干被分配到大沽水雷学堂学习。这所中国最早的军事技术学校聘请外籍教官，课程涵盖鱼雷操作、电机原理等多门现代学科。多年系统学习，使他成为兼具理论知识和实操技能的新式军官，为日后在北洋水师的服役打下坚实基础。

　　

　　甲午风云中的铁血儒将

　　

　　19世纪末的东亚海疆，一场决定国运的较量正在酝酿。1894年9月17日，黄海海战爆发，这是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关键海战。时任“福龙”号鱼雷艇管带的蔡廷干，迎来了军人生涯中最严峻的考验。

　　“福龙”号是一艘由德国建造的钢质鱼雷艇，配备2门37毫米速射炮和3具鱼雷发射管，航速可达22.5节，是北洋舰队中的机动力量。

　　当天14时30分许，蔡廷干指挥“福龙”号随“平远”“广丙”两舰参战。面对日本联合舰队，北洋水师在军舰数量、吨位、航速和火力上均处于劣势。然而，中国海军将士毫无畏惧，英勇应战。

　　蔡廷干发现日舰“西京丸”位置较为孤立，果断指挥“福龙”号发起冲锋，先后发射3枚鱼雷。据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中将回忆，当“福龙”号抵近至“西京丸”左舷仅40米处发射第3枚鱼雷时，“目睹此情，本舰已无法躲避，我也只好闭目待毙”。绘制《黄海大战图》的日本美术家太田喜二郎曾感叹：“蔡舰长勇敢善战，胆敢肉搏……日舰将士一时皆为之胆寒。”

　　遗憾的是，由于定深过深，这枚鱼雷竟从“西京丸”舰底穿过，未能命中。三枚鱼雷全部发射完毕后，“福龙”号不得不全速退出战斗。返航途中，蔡廷干并未忘记袍泽之谊，救起了不少落水漂浮的海军战士。

　　1895年初，在威海卫保卫战中，蔡廷干受伤被俘。被押囚禁期间，他展现了惊人的民族气节。

　　日军审讯时曾问：“有降服的考虑吗？”

　　蔡廷干毫不犹豫：“否，不会降服……”

　　日军又问：“倘若将汝释放，还有再上鱼雷艇与我舰队对抗的考虑吗？”

　　蔡廷干掷地有声：“有。”

　　在广岛俘虏收容所，蔡廷干挥笔写下诗句：“渤海清兵势力微，日东军士向前驰。此败沙场君莫笑，他年再战决雌雄。”

　　中日和议后，日本拟将战俘送还中国前夕，有日本将军恐吓蔡廷干说：“君若誓不为将，则释汝返国，否则今日毙汝。”蔡廷干铿锵应答：“归后苟中日有战，仍必力击敌也。”

　　败军之将，未坠青云之志；身陷囹圄，不改报国之心。这份骨气赢得了日本《读卖新闻》的尊敬，该报在1895年3月13日的报道中称其为“有血有骨的硬汉子”。

　　甲午战败后，蔡廷干被遣返革职。然而，他的报国之路并未终结。

　　

　　关税自主的捍卫者

　　

　　1905年，经同乡唐绍仪推荐，蔡廷干开始受到袁世凯重用。他的英语能力和国际视野，使他成为袁世凯处理涉外事务的重要助手。

　　1912年1月25日，袁世凯通电支持共和。当日，蔡廷干帮他剪掉象征着忠于封建王朝的辫子，蔡廷干也因此被称为“剪掉袁世凯辫子的人”。1916年袁世凯称帝后，蔡廷干因不满而与之疏远，将更多精力转向关税自主和捍卫关税主权。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关税主权旁落，甚至5%名义关税率长期以来也难以实现。极低而均一化的税制，严重影响经济发展与民族工业的起步。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多次提出提高税率，要求恢复关税主权。1918年，中外修改税则委员会成立，蔡廷干出任主任，成为力争关税主权的旗手和领导者。次年，经交涉，列强同意中国修改税则，支持中国将税率切实提升到5%的水平，同时承诺“一战”结束后两年内再行修改税则。

　　为确保中国具备收回关税自主权的能力，蔡廷干非常重视关税教育的发展。1908年，时任会办税务大臣唐绍仪为收回关税主权奏设成立税务学堂。1913年，税务学堂改名为税务专门学校，隶属税务处。同年，蔡廷干出任税务处会办，接续唐绍仪指导并推动该校实现初步发展。根据珠海唐家湾已故的唐有淦先生的记述，蔡廷干曾经兼任全国税务学校校长。对于他执掌该校期间的功绩，中国台湾著名学者刘绍唐曾非常感慨地评价说“颇多兴革”。

　　1921年，税则期满，中国政府再次提出修改。11月，华盛顿会议召开，蔡廷干作为中国代表团顾问与会，指导顾维钧等代表在华盛顿会议期间发表《对于中国关税主权问题之宣言》，明确收回关税主权的中国立场，推动会议通过《九国间关于中国关税税则之条约》。1922年3月，中国政府在上海成立修改税则委员会，蔡廷干任主任，他与西方十一国代表艰难谈判，于9月修订形成新税则，在5%税率的基础上确定加征2.5%的方向，并“拟具分等办法以备将来”，迈出了中国收回关税主权的关键一步。

　　为确保新税则实施落地及争取更为彻底的关税自主，中国政府于1923年6月组建关税特别会议筹备处，蔡廷干任副处长。经过筹备，于1925年开始召开北京关税特别会议，蔡廷干历任关税特别会议委员会委员、全权代表，其间曾暂署外交总长，为争取关税主权与十三国代表进行了漫长谈判。

　　沈荣国表示，在北洋政府统治期间，活跃在税务及外交领域的蔡廷干，心系关税自主，十年如一日地在西方各国代表面前力争关税主权，带着培育中国税务自主能力的远见鼎力发展税务教育，甚至直接兼掌税务学校。“虎口夺食的他，竭尽全力为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尝试打造关税屏障，以他特有的方式守护着千疮百孔的祖国。”

　　1927年5月，北京政府发生财政恐慌事件，蔡廷干辞职后隐居大连，从此退出政坛。但这位“大先生”的贡献并未就此结束，他的人生又将迎来一次华丽转身。

　　

　　沟通中西的教育实践

　　

　　退出政坛后，蔡廷干将全部精力投入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中。他深厚的国学功底和精湛的英文能力，终于在晚年找到了最佳结合点。

　　1932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推出了蔡廷干历时多年完成的《唐诗英韵》。这是一部由中国本土学者独立完成的英译中国诗集，收录了译自《千家诗》的122首五言和七言绝句。

　　蔡廷干翻译唐诗的目的十分明确：“希望通过这些描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诗歌，让西方世界了解中国人民崇尚自然、热爱和平的秉性。”这一初衷，反映了他在晚年致力于促进中西文明相互理解的宏愿，更是一种面向世界的文明阐释与教育。

　　他的翻译工作严谨得近乎苛刻。为准确翻译杜甫“癫狂柳絮随风舞”中的“柳絮”一词，他专门写信向燕京大学教授求教，最终采纳了科学解释“the plume of the willow seed”。这种对细节的执着，贯穿整个翻译过程。

　　从现存手稿可以看出，蔡廷干对译诗韵律极为讲究。他将五绝和七绝分别译为英语传统诗歌的五音步和六音步抑扬格，并在诗行上方标注重读音节，反复修改译稿。有的页面甚至有五六种不同颜色的修改笔迹，可见其用心之深。

　　在翻译过程中，蔡廷干还广泛求教于中外友人，包括英国汉学家赖发洛、美国传教士郝路义、英国记者伍德海等。这种开放态度，使他的译作既保持了中国诗歌的意境，又符合英语读者的审美习惯。这一过程，本身就是跨文化对话与教育的典范。

　　除《唐诗英韵》外，蔡廷干还于1922年自行刊印《老解老》一书，首次将“索引法”引入中国古籍研究。此外，他还启动英译了《阅微草堂笔记》《红楼梦选篇》等中国文化经典，撰写了《古君子》及《大东诗选》等中文书稿。

　　晚年的蔡廷干，积极投身教学活动，他应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邀请，以《中国文学》为题作客座教授专题讲课，将自己深厚的国学修养和广博的西学知识传授给年轻一代，践行着“大先生”传道授业解惑的使命。

　　“在近代中国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西学东渐硕果累累，东学西渐却惨淡寂寥……蔡廷干在走向世界学习西方学术的同时，也深爱着祖国的传统文化。他翻译唐诗为英文，传播中国文化于西方，极为难得。鉴于蔡廷干远超寻常学者的声望，从影响力角度上说，他称得上是近代中国东学西渐史上的巨人。”沈荣国表示。

　　1935年9月20日，蔡廷干在北平病逝，终年74岁。他的人生，最终归于文化与教育，完成了从“立功”到“立言”“立德”的升华。

　　

　　教育精神的当代接续

　　

　　今天，当我们回望这位从唐家湾走向世界的先贤，会发现他的每一次“摆渡”——从军事到外交，从税务到文教——都精准地切入国家与时代最迫切的需求。其人生轨迹本身，就是一份极具教育意义的启示录：真正的“大先生”，不仅在专业领域有所建树，更能以智慧与情怀，为国家培育未来，为文明架设桥梁，更为后世树立了一座融贯中西、知行合一的教育者丰碑。

　　蔡廷干所代表的精神，正作为宝贵的教育遗产在故乡珠海被铭记与活化。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蔡廷干的事迹已被系统梳理并载入地方史志。2023年，珠海留学文化馆建成开放，将其作为重要留学先贤予以突出展示。该馆正在进一步广泛搜集与蔡廷干相关的文献史料，推动相关研究与宣传，让这位历史人物能被更多人“看见”与铭记。

　　如今，珠海博物馆的常设展览同样铭记着他的功绩；规划中的“中国近代化探索之路”，将把他的足迹与容闳、唐绍仪等人串联，让市民与游客触摸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开设相关课程，北京理工大学（珠海）的学者持续研究其翻译思想，让他的智慧在象牙塔内薪火相传。

　　更重要的是，蔡廷干所秉持的“教育救国”“沟通中西”理念，已深度融入珠海的城市基因。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珠海在当代教育事业中，特别是在中外合作办学领域的大胆探索与丰硕成果，正是对百年前容闳、蔡廷干等先贤教育理想的跨越世纪的回响与实践。今天珠海众多高校与国际化教育机构的蓬勃发展，正是这种教育“摆渡”精神在新时代的延续与弘扬。

　　“纵观蔡廷干的一生，他始终是民族利益的坚定捍卫者与文化薪火的自觉传承者。”沈荣国说，“甲午海战期间，他视死如归地捍卫海疆，坚挺近代中国海军的脊梁；武昌起义爆发后，他捍卫不做满奴的政治底线，成为终结帝制的幕后功勋；北洋政府时期，他捍卫关税主权，守护民族经济；晚年，他捍卫民族文化尊严，传播中国文化于西方，成为近代中国东学西渐史上的巨人，他始终守护着这个国家的尊严与文明的火种。”

　　港珠澳大桥如巨龙卧波，连接三地，这是物理意义上的现代通途。而蔡廷干们所开辟的，是一条精神与文化的桥梁。当年轻的学子在课堂上进行跨文化思辨，当创业者探索国际化的新路，他们都在无形中，与那位一个多世纪前从唐家湾出发的“摆渡人”隔空对话，续写着他未竟的航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