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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惠州人常去老船厂追忆垂钓 李海婵 摄 |
特约撰稿/蔡磊 天下之财，皆水载来。 水门桥船厂旧址，是所剩不多“老惠州”温馨的记忆之一。东江乃珠江水系干流之一，古称龙江、循江、龙川江等。远古时期，山行水处的百越先民便以“刳木为舟，剡木为楫”的方式在此生息。古代惠州府地处东西两江之要冲，《水经注》云：“任嚣故城在泷口，岸有任将军城，南海郡尉任嚣所筑也，嚣死，尉佗自龙川始居之。”《南越五主传·先主传》载：“秦始皇二十五年，使屠睢将楼船攻越，佗佐之。”这些描述当为东江造船及航运最早的记录。 但在未开凿大庾岭前，岭南欠缺货币流通，以货易货的原始方式仍是市场常态，且粤东落后于粤西，古循州更是偏于一隅。造船能力滞后，直接影响了商品的流通循环。这一状况，直至唐代末年方出现转机。 在同小伦著文《岭东通途与惠州东平窑刍议》中，提出东江造船业于唐代末年突变式发展的依据。斯时黄巢大军转战中原及东南数省，号称百万之众由闽入越。其间分上路和下路集结于水网密布的古循州，并指令军中工匠大造船艇，做好伺机攻占广州府的准备。 惠州比邻的广州府，因水系发达连通江海，又居于岭南中心位置，成为南国水运枢纽。从唐宋时期“天子南库”到明清两朝“一口通商”，即为中国南方第一大港。我们姑且断想879年的春夏之交，古循州府周边江河沿岸，被大小不等的造船作坊环绕，叮当之声不绝于耳。它应是惠州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造船活动。 从黄巢进军路线图上看，它实质上打通了粤闽“两大经济体”往来的两条水陆通道，使欠发达的古循州受惠，粤东社会经济格局由此逐渐发展起来。 水能生财，也需造船载财，惠州要从地缘优势中获得新一波更大利益，非有强大的造船实力不可。 宋自太宗朝开始，全国每年造船数量已达3300艘，随后只多不少。其主要造船基地在江西路的虔州和吉州。说来也巧，《元丰九域志·广南东路》“惠州”条载有：“自界首至虔州二百一十里。”江西相邻广东，从地缘上来讲，惠州可谓近水楼台。 造船是高投入、高技术产业，具有垄断性质，属手工业体系中的“重工业”，作为龙头老大，它是地方经济实力的象征。《明史·兵志》云：“广东船，铁栗木为之，视福船尤巨且坚。” 北宋神宗曰：“国家于漕最重最急。”每年仅由汴河入汴梁米粮便超过500万石。《梁溪漫志》载：“东坡谪居中，勇于为义……惠州纳秋米六万三千余石漕符。” 民物繁庶的惠州，虽力田者少而食者众，然在“兴贩牟利而已”逐使下，自宋始便以盐产之地及米市著称，陶瓷、织布、造纸亦其特色。加之粤东矿产、竹木、家禽及山货等品种的输入运出，惠州府漕运规模已是不容小觑。东江打捞出水的唐宋江南各大窑口陶瓷标本，可佐证这一结论。 南宋时期，地处粤东水陆要冲的惠州府已有辐辏通衢之景象，此非仅为粤东“黄金水道”原由，实是广南东路通往朝京之路“东南捷径”之故。 惠州府本就水系发达而又雨量充沛，一年中江河长流不息，最适宜舟船航行。明季《天工开物·杂舟》云：“广东黑楼船盐船，北自南雄，南达会省，下此惠潮，通漳泉则由海汊乘海舟矣，黑楼船为官贵所乘，盐船以载货物。”广船特征为开孔舵、双桅帆，俗称“大眼鸡”。清廷颁布制度，因南方五行属火，广船两舷外部及桅杆皆添红色，由此一来，红头船成了广船行走江河湖海的“身份识别代码”，惠船自然也不例外。 惠州东江漕运中心地位，在宋代业已奠定，直至民国末年公路运输兴起而式微。它所具有的硬核优势为：水陆便利、造船发达、货物集散。 据《惠城文史资料》第六辑，黄石仁著文对“惠州造船业”介绍称：抗战时期是惠州水运及造船的“黄金时期”，当时全省仅有17个县有造船厂，其中惠阳、曲江的船厂最大，惠州每年造木船600至900艘。1950年，惠州成立工人造船合作社；1954年，成立公私合营惠州造船厂，厂址在水门路；1958年，改为地方国营惠州造船厂；1960年重组并扩大船厂规模，延续至本世纪初的资产清理。几十年来，造船工艺及产能均有较大变化，并在特殊时期具有某种战备性质，但厂址原地未变。 上溯宋元明清的惠州府，惠阳、博罗、龙川、河源四大县署驻地均临东江，沿途水驿、墟市、村落大小码头密布，并连接着岭南各地的“惠州会馆”及惠商店铺。舢舻衔尾、漕运生财，乃至岁足年丰百业兴旺，这一切均为东江所赐。 惠州这座千年水城因水而兴，临江而立。昔日市舶之所，榷货之场造就过传奇故事，演绎出民俗歌谣。惠州每一次历史事件，都与东江息息相关。友人曾感慨，惠州是历史文化名城，东江就应称历史文化名江。 复读惠州造船业的千载艰辛，追忆逝水流年中的点点帆影，光阴似如白鹭般地惊鸿一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