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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接传统与现代 西樵山书院文化重焕荣光

近日,“新百年,新文创”西樵山书院发展研讨会在南海区举行

来源:羊城区域     2021年08月12日        版次:FA14    栏目:    作者:张闻、黄磊、张嘉宜

     四峰书院遗址引来游人参观(图片由西樵镇宣传办提供)

     三湖书院游人如织(图片由西樵镇宣传办提供)

  

  文/羊城晚报记者 张闻 黄磊 通讯员 张嘉宜

  

  “英贤之生,何幸同时共地,又可虚度光阴,容易失却此大机会,是使后人而复惜后人也”,明代大儒王阳明曾在《答甘泉二·庚辰》一文中发出如此感慨。在这段著名的感慨中,湛若水、方献夫、霍韬三位明代大儒正是王阳明口中的“英贤”,三位大儒的“共地”便是南海西樵山。

  实际上,作为岭南文明的重要发源地,西樵山号称“儒、释、道”三家齐聚,“理学名山”正是西樵山得以媲美罗浮山的“金字招牌”。自明代起,由湛若水、方献夫、霍韬三位士大夫建立的“四大书院”,为岭南地区的学术思想传播和地区风俗变迁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在晚清时期,康有为在山脚“三湖书院”修习,更遇知交摆脱了思想上的苦闷,最终走上了维新之路。可以说,西樵山书院文化,对岭南地区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近日,“新百年,新文创”西樵山书院发展研讨会在佛山市南海区举行。南海区与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联姻共建的西樵山书院揭牌。继往开来,书院文化,能否再在时代中挥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四大书院”构筑学术思想岭南传播体系

  

  “未有珠三角,先有西樵山”,无论是古时的南海郡,还是后来的“南番顺”,作为距离当时社会经济中心最近的名山大川,西樵山成为历代文人骚客理想的游历之所,更有不少大儒选择在西樵山建立书院,由湛若水、方献夫、霍韬建立的“四大书院”正是西樵山历史上最著名的四所书院。

  四大书院建设的时间相距并不远,彼此更颇有渊源。根据史料记载,早在明正德十一年,大学士、“西樵先生”方献夫即在山上石泉洞一带建设石泉书院。而明代理学大家湛若水为纪念先师陈白沙,更在正德八年游历西樵山时就有建立云谷精舍的念头,后在正德十二年(1517年)开工,然而,一直到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云谷书院才再度经营,并成为湛若水晚年治学之所;四峰书院建立过程最为特殊,嘉靖二年(1523年)宝峰寺被朝廷“析寺卖田”,霍韬因之买得其地,后全家移居至此建四峰精舍,五年后(1526年)建御书楼藏世宗所赐诸御书,精舍遂改称四峰书院。

  在四大书院中,由湛若水建立的大科书院对明代思想影响最为深远,而这还牵扯出湛若水和方献夫惺惺相惜的一则故事。中山大学岭南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温春来告诉羊城晚报记者,由于最初的精舍空间有限,无法满足当时的学界大儒湛若水“学者四方云集”的迎客需求,方献夫特地让出自己原本建设书院的西樵山大科峰烟霞洞一带,赠予湛若水用于建立大科书院。根据史料记载,大科书院于正德十四年(1519年)开始营建,书院有凝道堂、进修斋、敬义斋、寅宾馆等建筑。书院建好后,湛若水久在讲学,更在大科书院写了八本著作,“五方问业云集”,当时的大科书院几乎可与岳麓、白鹿书院齐名。

  “书院的兴盛,为当时岭南地区学术思想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湛若水更形成了与王阳明思想齐名于世的‘甘泉学派’,有趣的是,方献夫又是王阳明的弟子,两种思想交相辉映,和而不同,而他们的友谊也为后人称道。”温春来表示。

  

  三湖书院是康有为思想转变之所

  

  近日,羊城晚报记者来到四大书院遗址,大科书院、石泉书院均由西樵镇在原遗址上部分重建,而遗址保留最完整的四峰书院依然保留着一段长十余米的断壁,霍韬夫人墓伫立在断壁不远处,仿佛在讲述着书院当年的荣光。

  “四大书院的建立,不但在思想界刮起了一股旋风,更对当时岭南地区的民俗风俗产生了不小影响。”温春来表示,理学大儒还教授当时的乡民建立村规民约,并在祭祖仪式上有了突破。这之中,因湛若水而聚集起来的文人士大夫家族更形成新的聚居点,湛若水在教育新居民时传授与原居民和睦相处,尊重原居民生活习惯、保护环境等思想。

  明代书院文化的衰落源于万历年间,首辅张居正下令禁毁天下书院,万历九年(1581年)大科书院被毁,其余书院也在时光流逝中没落。一直到清代,康雍乾嘉数朝皆鼓励创设书院,书院文化又重新兴盛起来。

  根据中山大学历史系的相关研究,与明代相比,清代建立书院的更多是本地乡绅,试图延续明代“理学名山”的影响力,清代建立的书院主要是作为乡塾供子弟读书之用。其中,最著名莫过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金瓯堡绅士岑怀瑾在白云洞外华盖峰下的应潮湖、鉴湖、会龙湖之间建立了三湖书院。

  让三湖书院闻名天下的,正是百年后维新派领军人物康有为。温春来告诉记者,光绪四年,康有为因在韩愈的道术问题上与他的老师朱次琦产生了分歧,加上他性格难于与其他同学相处,终于在光绪四年的冬天辞别朱次琦,并于光绪五年(1879年)正月入西樵山三湖书院一带治学。此时的康有为,正处于思想上的苦闷、彷徨时期,而就在这一年,康有为在西樵山上遇到了自京城而来的翰林院编修张延秋,在张延秋的影响下,康有为“尽知京朝风气”,也了解到京城学界学习西方,救亡图存的思想风气。

  自此,康有为“以经营天下为志”,终于打开自己的视野,游历香港,并最终决定向国外学习。“正是由于在三湖书院的一次偶遇,使得康有为的人生轨迹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书院成为古今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时光荏苒,如今,历经沧海桑田的西樵山,书院成为了维系古今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今年7月25日,“新百年,新文创”——西樵山书院发展研讨会召开,佛山市南海区与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共建西樵山书院,国内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一起论道文创发展新路径。书院文化,未来将承担为南海引进和培养中高端人才,开展区域文旅发展研究,打造和传播南海城市文化名片,提升南海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

  “随着经济的发展,目前全国也有一些现代书院逐步出现,广东作为经济第一大省,应该有与之匹配的书院平台,发挥特殊作用。”与会专家表示,西樵山书院的成立,将为广东的书院文化开启先河,有重要意义。

  “西樵山书院是一个衔接传统与现代的平台,我觉得西樵山书院应该发挥聚贤、聚智、聚财、聚势四大作用。”长期从事可持续发展研究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教授贾相平表示,西樵山书院的未来,“我们都看好它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