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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时期淡水盐场图（资料来源：道光《两广盐法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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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盐农采用传统方法晒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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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汉代“盐官”字样陶器残件 汪洁供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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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罗段村有村民仍沿用古法晒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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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调研发现不少与盐业生产流通相关的碑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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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盐道告示”石碑 |
统筹策划/羊城晚报记者 陈骁鹏 马勇 文/段雪玉 汪洁 图/陈丽媛 制图/杜卉 【编者按】 惠州产盐历史悠久，自古深得渔盐之利。据宋代《元丰九域志》记载：“惠州归善淡水一盐场。”平海古城便是旧时淡水场重心所在。淡水场至今已有千年历史，产盐量曾高居广东之首。循着淡水场的空间规模变迁轨迹，人们能大致勾勒出惠州沿海地区社会经济的历史发展进程。记者走访发现，如今平海地区不少沿海村落仍保留着旧时盐业发展的印记。 近年来，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人民政府联合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组成盐业课题调研团队，多次深入惠州沿海多个盐场村开展田野调查，并基于文献史料、口述访谈等追溯明清时期大亚湾（文中界定为今惠州市惠东县、惠阳区和深圳市宝安区之间的海湾）盐场（栅）社会历史原貌，惠州古淡水场正是其中的核心研究对象。近日，相关的调研报告出炉，向世人呈现千年古盐场的沧桑流变的历史脉络。 （陈丽媛） 广东大亚湾毗邻珠江三角洲，明中叶以降扩张为两广盐区高产之区，有着相当重要的经济地位。清康熙时期大亚湾淡水场析出碧甲栅和大洲场（栅），确立三盐场（栅）鼎立生产格局。大亚湾盐场（栅）所在村落有着多元历史过程。平海与淡水场的关系体现在漏主与晒工村落的空间分离。 大亚湾是广东众多海湾之一，位于今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惠阳区和深圳市宝安区之间，“东靠红海湾，西邻大鹏湾”，“该湾由三面山岭环抱，北枕铁炉嶂山脉，东倚平海半岛，西依大鹏半岛”。据《中国海域地名志》，大亚湾岛屿众多，岸线曲折，大湾套小湾，有百岛湾之称。宋元时期大亚湾就有淡水场的记载，明清以降由淡水场分出碧甲栅、大洲场（栅）。具体而言，淡水场从明代后期开始扩张，隶属于淡水场的碧甲、大洲岛增置为盐栅、盐场，派委员和场大使独立管理，下迄民国成为广东海盐产量最高所在。对两广盐区盐政而言，大亚湾的这些盐场（栅）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经过调研发现，大亚湾各盐场（栅）生产的海盐部分运销省城广州，其余通过湾区西北部的小淡水厂供应包括东江流域的惠州府、江西南赣部分州县。乾嘉时期的改埠归纲改革后这些机构被称为“东柜”，属六柜之一。因此大亚湾三处盐场（栅）与小淡水厂构成相对独立、场栅之间联系密切的盐业生产、运销枢纽。 明清时期，淡水场扩张发展 汉唐时期，大亚湾盐业历史记载不详，《汉书》载南海郡有番禺、博罗等六县，其中仅番禺县“有盐官”。最近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整理文物，发现2000年广惠高速公路博罗岭嘴头考古出土一件汉代陶器残件，上刻有“盐官”字样。 南朝时由博罗析出置欣乐县，后改名归善，下迄于民国改称惠阳县，大亚湾归其隶属。唐代刘恂在《岭表录异》中提到广东有“野煎盐”，文中仅提及石桥场、恩州场，位于今海丰县和阳江市，分处于广东海岸线东西两端，说明此种煎盐法可能为岭海普及。宋代惠州归善县始有淡水场的记载，其为广南东路盐场之一。元代关于淡水场的记载稍为详细。元于江西行省置广东盐课提举司，下辖盐场13所，淡水场为其一。盐场设有职官，“每所司令一员，从七品；司丞一员，从八品；管勾一员，从九品。”《元典章》称“惠州等处淡水盐司：古隆，淡水”。据戴裔煊考订，宋代广东海岸线上皆有盐场分布，但数量和产量以广州居多。宋元时期惠州淡水场不如广州盐场重要。 明初承宋元旧制。广东设“广东、海北二提举司”提举盐务，其中“广东所辖盐场十四，海北所辖盐场十五”。设盐课司驻盐场，设场大使（有的设有副使）管理盐的生产、场课征收。明代后期，广东食盐产地分布发生了重要变化。第一，随着海北盐课提举司下辖盐场裁并或归于州县兼管，万历时期裁革海北盐课提举司，两广盐区食盐主要由广东盐课提举司盐场供应。第二，随着珠江三角洲沙田的扩张，广州府沿海地区作为食盐产地中心地位持续衰落。相应地，惠、潮二府的食盐生产持续扩张。如淡水场“天启四年（1624年）申详，新垦溢额银二十九两三钱九分，共额银八百九十四两五钱八分七厘五毫”，表明这一时期有新垦盐田申报盐课银。明末鹿善继也认为梧桂、荆楚食盐实际已由惠潮之盐供应：“水商运惠潮之盐贸于广州，听商转卖。” 民国邹琳认为惠阳县（即归善县）淡水墟“宋时设场当在此地附近，乃因地势变迁，移场署于平海墟”。《惠州史稿》也记载宋代惠州盐场在淡水。不过，明嘉靖时淡水场盐课司已移至平海所城东门外， 淡水场盐课司署官大使一人，吏攒典一人。明清鼎革，淡水场生产一度受到冲击，不过恢复很快。“归善盐场从前商办，自康熙五十六年（1717）裁场商，发帑收盐，改盐课司驻平海所城，督收盐斤，征解引课。至雍正十年（1732）又改盐课司为淡水场盐大使，自谢应翰始，而大洲栅、碧甲栅皆委员焉”。 广东盐场经过裁并、增置，道光时期广州府仅余上川司一场，产量不足总产1%，惠州府、潮州府增置共计十四场栅，盐产占总产70%有余。广东盐产地中心转移至惠州府、潮州府沿海地区，奠定18世纪以后广东食盐产销、税课制度的基础。 雍乾以后经过盐场分栅增置，至道光时期归善县共有淡水场、大洲场、大洲栅（并入大洲场）、碧甲栅三盐场栅分布于大亚湾。 古籍记载淡水场盐田生产区范围 宋代淡水场场署设在淡水，最迟明嘉靖时期已迁至平海城东门外，这一过程是大亚湾盐业生产扩张的结果。不过，为何淡水场场署会迁至平海城？淡水场与平海城有什么关系？ 明清时期地方志中的淡水场，除官署与场产、课额的记载，生产食盐的盐田区域范围并不清晰。不过，前引道光《两广盐法志》卷首《绘图·淡水场图》标注出的“黄甲、四围、港尾”三处地名，据《盐法通志》记载大致可以勾画出盐田区的范围：“淡水场，在碧甲栅之南四十五里，（场署）设在平海卫城内西南隅，东至葫芦潭过港，南至黄甲，西北至葵坑，横约九里，纵约一十五里。”民国《粤鹾辑要》所载淡水场盐田区方位、生产组织更为详细：“淡水场，坐落惠阳县平海城，距县城一百六十里，盐田区域分东西二处。东路在葫芦潭过港周围，合计一十五方里，距场署约一里许。西路在葵坑周围，合计约五方里，距场署约十七里。东路向分四厂，曰东洲厂、四围厂，黄甲厂、港尾厂。西路厂盐漏因年久荒芜，今不可考。此外，新增应归围田漏系于民国二年侨商张振勋集款兴筑，故不在东西路范围之内。”以上两种记载比较清晰地勾勒了清末民国淡水盐场的盐田区，但这是不是明代以后淡水场的范围并不明确。据方志记载，明嘉靖时期归善县有四巡检司，其内外管巡检司位于“府东南一百三十里饭罗冈，洪武元年（1368年）建”，有一图、六图等二里。崇祯县志称“内外管社”，其中仅有“葵坑”与上述盐田区内地名吻合。 从地理位置和行政区划来看，淡水场位于今惠东县港口滨海旅游度假区（2008年由平海镇分出）。笔者团队此前对港口滨海旅游度假区东海行政村、大园行政村进行了两次田野调查。今东海行政村下辖埔顶村、洪家涌村、东洲村、应大村、罗段村、港尾村、古灶村、头围村、三围村、四围村10个自然村。大园行政村下辖南北寮村、上新村、林厝村、大园村、大塘村5个自然村。 根据15个自然村的村情信息，它们都属于淡水盐场的范围。有的村全部村民世代业盐，有的村部分村民世代业盐或从事渔业。而关于祖先来村开基的记忆集中在明清时期，个别村的姓氏自元代迁入。东海埔顶村和大园大塘村都有黄甲玄天上帝庙，虽然现在并没有名为“黄甲”的村，但各村对黄甲玄天上帝庙都有较深的记忆，应是对“黄甲”“黄甲厂”盐业生产组织的信仰记忆。 另一点让人印象深刻的是，15个自然村内的民居建筑多为单体建筑，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修缮，建筑面积均为30平方米左右。村内缺少岭南地区常见的样式复杂、做工精美的大宅民居，即使是祠堂也与民居相似，颇为简陋，表明这些村落明清时期并没有出现具有一定经济实力或在地方上有较大影响力的人物。 从口述史资料看，这些村落年纪稍大的盐民的记忆都以租佃盐漏的生活为主，家里是没有盐田的。据《惠州（东江）盐务志》记载，民国70%以上盐田掌握在地主、漏主、恶霸、官僚及祖尝管理人手中。淡水场盐田生产关系想必不仅民国时期如此，明以降随着珠江三角洲盐业生产的衰落，两广盐区对食盐的需求转而向惠、潮二府集中，位于今港口滨海旅游度假区内适宜生产食盐的沿海滩涂逐渐被开拓出来。 不过，对这些沿海滩涂的权力掌控可能并不在盐田区的村落内，这些村落整齐简陋的单体式民居布局表明村里的盐民是租晒盐漏的生产者人群，他们以少则百余人多则千余人的规模聚居，形成世代佃户晒盐漏的村落。 平海城位置重要，漏主聚族而居 除淡水盐场所在盐田区的村落，平海所城的军户以及因从事农渔业、手工业、商业等生计而定居于平海的人群，同样是淡水盐场社会结构中重要组成部分。 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广东都指挥同知花茂请设沿海二十四卫所，其中有平海守御千户所，隶属于碣石卫。据记载，平海守御千户所原额旗军一千一百四十五人，经过调防和逃亡，嘉靖年间仅剩四百余人。清代以后，卫所制度逐渐裁撤，但平海的军事建置并没有削弱。康熙九年（1670年），设右营都司一员、守备一员驻守平海。此外，平海、白云各汛，东江、归善各哨江之兵俱由平海右营拨遣。在“三藩之乱”中，平海所城的军事职能继续加强。康熙十七年（1678年）设镇标都司一员、守备一员领兵六百九十五名驻平海所城。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将顺德镇标左营改为平海营，顺德镇标左营游击移驻平海。雍正九年（1731年），平海所城正式裁所，改设“巡检一员，以视资缉”，结束了有明一代平海守御千户所的历史。 明清时期，平海经历了从千户所到平海营的军事建置变化。作为明清两朝广东重要海防营所，平海的重要军事地位相沿不辍，平海城池因而扮演了广东海防军事要塞的角色。据平海镇东和村委洞上村《吕氏族谱》记载，“（平海所城）城上有四门四楼，有四庙、四局（火药局、冲口局、军账局、沙尾局，以供军士储放军器等用），城内四条正街向四个门楼，并交叉呈十字型……在西门外设置军士练武场”。 本文作者之一汪洁为土生土长平海人，他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借助盐法志书中的平海城池图及族谱记载，绘制了平海所城示意图。 今平海城内的民宅方位大体上沿袭了明代所城的布局，西北村曾家、王家、汪家、翁家、丁家；东门村杨家；南摆村林家、徐家、潘家等都是明代的军户家族，大多可与地方志书记载的军户姓氏吻合。他们聚族而居，城内大多民居皆为其各房系后代居住，构成平海所城的主体。平海城东面临海，海船可在东门外港口停泊，并由此上岸入城。因而东门外形成了贸易集市和手工业、商业性村落上中村和西元村。 西元村有街巷名“盐埠头”，即为居住于此的邓氏收取淡水场盐课所在。今西元村张姓村长家藏一份民国十七年（1928年）分家书，由张氏三房共执。其家产包括东门外利旺街的商铺、农田若干、东洲厂晒水盐町等，在三房均分农田、商铺后，共同商议将“东洲厂晒水盐町壹漏，又麦元典授租谷捌石正，此二款归朱氏留为口食，供膳费用。倘百年身后，将此田交出做丧费之需，余用有存归众做尝。照三大房轮流收据”。 这份民国分家书表明可能明清以来淡水场盐相当一部分盐漏归平海大姓所有，以祖尝形式代代相沿，即使有买卖，也在这些地方有势力族群中流动。可以说，淡水场的社会经济结构表现为晒盐权与漏主权在空间上的分离。 文脉走访 寻迹平海盐业印记 老街“盐埠头”昔为淡水场场署所在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陈丽媛 据考究，淡水场的空间规模格局经历了数次变化，其作为税收管理和运输枢纽的场署一度从归善淡水（今惠阳淡水）迁至平海古城附近。 记者此前走访发现，淡水场场署位于惠阳淡水的旧址已经踪迹难觅，而其位于平海古城一代的旧址，也已被湮没在一栋栋拔地而起的现代民房中。不过，平海镇平海社区西元村有一条名为“盐埠头”的老街。据考究，昔日淡水场场署就是设在此街道上，当时负责税收管理的邓氏家族也是居住于此。 “我们找到了邓氏家族的后人，并通过族谱、口述等证实了这段历史。”平海镇平海社区党委书记汪洁说。记者在西元村看到，街道两侧现代民房林立，商业小铺悉数排开，处处充斥着生活的烟火气息，却无从寻觅关于盐业生产历史的痕迹。询问一番发现，大多数村民对昔日淡水场的历史并不熟知。 不过，盐业生产的千年流变早已在惠州沿海地区留下了诸多深入到生产、生活、文化、信仰层面的印记。 在平海镇平海社区上中村，有一座洪圣古庙。据当地村民介绍，该庙是旧时盐民祀奉盐业祖师的地方。据汪洁介绍，此次调研发现了不少与盐业生产流通相关的文献及碑刻。在当地村民的带领下，记者在平海镇平海社区西园村看到一块刻有“盐道告示”百余字的清朝石碑，碑身虽已断裂，但行文仍清晰可辨。 据介绍，平海地区不少村民保存有与盐史相关的族谱、分家书。这些资料从侧面呈现了平海地区的盐业从生产到运销的完整链条，对研究两广地区盐史有重要意义。此外，汪洁认为，惠州沿海发达的盐业经济对沿用至今的地名产生了重要影响，惠东沿海现存古灶村、盐灶背等以“灶”“盐”“围”等为名的村落和地区，基本上就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参与生产盐的聚落和地区。 记者走访发现，时至今日，惠东沿海仍有个别盐民沿用传统的方式晒盐。走在六乡村、罗段村附近，仍能看到大片格状荒地，四边杂草丛生。据一位村民介绍，这些荒地以前都是盐田。 “淡水场的历史文化内涵丰富，聚落模式深受食盐生计的影响。明清以后两广地区社会经济、地方财政、军政权力等发展都与盐业息息相关。”据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段雪玉介绍，如今平海城外的盐田区分布着大大小小十余个自然村，村民祖先多以盐为业，但他们都不是盐场漏主，而是受雇佣的盐民群体，这也体现了平海与淡水场的漏主与晒工聚落的空间分离。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惠东县平海镇人民政府联合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组成盐业课题调研团队，多次对惠州沿海多个村落展开田野调研，梳理淡水盐场自宋代以后空间和规模的格局变化过程及其历史影响，调研组即将基于此出版《淡水场：广东大亚湾盐业历史调研》一书。 汪洁表示，此次调研古淡水场，是对平海地区盐业发展历史片段的梳理重组，对后续活化利用渔盐文化，赋能文旅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