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种机

　　□席海军

　　想起罗浮山，心中总会涌起一股莫名的情愫，想再次踏上那片土地，去细细品味那些曾经的过往。从大学毕业到转业地方足足十五年，而后在地方工作已然八个年头，二十多年的岁月啊，我人生中最璀璨的黄金岁月始终在那儿度过。那山间的一草一木，那山脚的一户一人，虽已深深刻画于心，但那份独有的情感，依然如血脉般流淌在身体的每一个角落，难以割舍。

　　那一年，我军校毕业，被分配到了罗浮山部队。从北方学校出发，火车转汽车，汽车又转小巴，那辆除了喇叭不响外哪里都在响的小巴车，风驰电掣，一路颠簸，末了，穿过一条蜿蜒曲折的山路后，司机扶着方向盘，大声喊“部队到了”。我迅速抬眼朝窗外看去，远处青山连绵，峰峦叠嶂，云雾缭绕间难见山巅。四周被茂密的林木紧紧包裹，即便是那曲折的山路，两旁亦是绿荫如盖。然而，就在这葱郁之中，一座雄伟的军队大门楼巍然屹立，门楼之巅，八一军徽在落日余晖中熠熠生辉，庄严而神圣。

　　门口的哨兵见我下车，迅速从值班室走出来询问。得知我是新排长来报到，随即电话通知集训队。不多时，一个士官匆忙赶来，热情地自我介绍自己姓黄，说着，转身提起我的行李，一行两人步入军营。穿过一条笔直宽广的大道，黄士官向我提议抄近道，引领我转向了一条环山小径。

　　小径幽深曲折，仅能容两人并肩而行，但沿途风光旖旎，美不胜收。我初次见识了诸如桫椤、棕榈、小叶榄树等树种，林中，各种不知名的鸟儿在欢快鸣叫，一只只松鼠在树枝间肆意跳跃，夕阳透过树叶洒下，留下一地斑驳的光，那份生机与活力，瞬间驱散了我从繁华都市坠入寂静乡野的淡淡忧伤。

　　穿过茂密的丛林后，眼前的小径豁然开朗，一间低矮的土坯房映入眼帘。我心中一阵诧异，南方的营区居然也有农户。正当疑惑之际，一声清脆的“敬礼”打破了宁静。我循声望去，只见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站在屋前，高高举起稚嫩的小手，有模有样地敬着军礼。我细细打量这男孩，头戴略显宽大的迷彩帽，帽檐遮住了大半张脸，只露出一双乌黑晶亮的眼睛。他光着膀子，仅穿着一条部队配发的淡蓝色细纹格子内裤，因尺寸过大，被提到了胸前。脚上穿着一双大号棕色拖鞋，露出黑黢黢的小脚丫。

　　正当我惊讶之时，黄士官大喊一声“敬礼”，庄重地向小男孩回礼。没一会儿，黄士官又喊了一声“礼毕”，两人面对面整齐划一地放下了手。

　　“阿望，你在啊？我还以为你又去捉鱼了。”黄士官走近小男孩，笑呵呵问道。

　　“黄叔叔，我捉鱼回来了，今天捉了好大一条。”阿望兴奋地说。

　　黄士官乐了，向阿望竖起大拇指，说：“呀，阿望厉害了，阿望真乖，来，把这个饼干拿着。”说着从迷彩服裤兜里掏出几大包压缩饼干递给他。阿望双手捧着堆成小山的饼干，连声说着谢谢，转身跑进屋里。不一会儿，一个满头白发、佝偻着身子的老奶奶拄着拐杖，被阿望牵着走了出来。老奶奶连声说着感谢。我虽听不懂老阿婆的客家话，但仍然能够明显感受到老奶奶的感激之情。黄士官赔着笑，连忙安抚道：“阿婆，不客气，我们改日再来啊。”说着，转身带着一脸茫然的我匆匆离开。

　　我们俩并排前行，空气迅速安静下来，能够清晰地听到彼此的脚步声，以及远处时不时传来的鸟叫虫鸣。良久，黄士官不经意间一扭头，看着满面疑惑的我，神秘一笑道：“排长，你是不是很好奇刚才的事啊？”

　　初来乍到的我未置可否，只是朝黄士官回报了一个笑容。

　　黄士官边走边讲起那段尘封已久的故事：

　　抗日战争时期，活跃在罗浮山下的东江纵队为积极宣传党的主张，请博罗进步人士陈洁募资采购了一台印刷机，创办了《前进报》。1944年日寇扫荡时，机器转移至罗浮山交由前进报社使用。后来部队奉命北撤，为避免敌人搜查，机器临时被拆散成若干小零件，一部分埋入深山，一部分交由罗浮山下的两家农户代为保存，而阿望家便是其中一户。那时阿望的太爷还像如今的小阿望一样大年纪，对游击队员的话一知半解，从他们的话语中仅仅记住了“播种机”三个字。不久，当敌人搜查至此，询问时，他不明所以地讲出了“播种机”，竟让敌人全然未料到孩子口中的“播种机”就是印刷机，从而使其得以完整保存下来。随着日本人投降，众人将分散的零件重新组装，印刷机重见天日。后来，阿望的太爷参加了抗美援朝，退伍归来后，在罗浮山下建房，与军营比邻而居。阿望的三个爷爷又都当了兵，一起去了西南，却只回来了一个。如今，阿望的父母都去了外地打工，他与寡居的奶奶相依为命。官兵们因而时常接济阿望。久而久之，大家便与阿望成了不是战友的“特殊战友”。

　　听黄士官讲完，我心头萦绕起一种难以言喻的情绪，而阿望那瘦小的身影，却如同幻影般在脑海中挥之不去。自此以后，只要有时间，我也会同大家一样，拎着大包小包去阿望家坐坐，逗逗阿望开心，陪陪老阿婆说说那些懂与不懂的客家话。在众人的关爱下，小阿望也渐渐长大。

　　后来，我从罗浮山转业到了地方工作。离开军营之际，我特意前往阿望家。这一次，阿望父母在家，而他却正好在外地上大学。通过阿望父亲的微信，我和阿望进行视频通话。他正在学校图书馆看书，身着运动服，皮肤晒得黝黑。熟络的人迅速打开了话匣子，我们的话题从罗浮山畅聊到了脱贫攻坚。阿望说：“现在我们村在搞脱贫攻坚，我在学校参加不了，但我相信，建设我们村，什么时候参与都不晚。等我毕业了，也回罗浮山，回去建设我美丽的家乡，像‘播种机’一样，播种快乐，播种美好，播种幸福，播种希望。”这一瞬，虽隔着屏幕，我依然能够清晰地看见阿望那双亮晶晶的眼睛里闪烁着坚定的光芒。而他那自信的言语，于我而言，更像是一台真实可感的“播种机”，正在为美好未来播种下希望的“种子”。

　　从阿望家的红砖房出来，已是夜晚。我信步走出军营，漫步在那条乡间小路上。罗浮山的夜空繁星点点，一轮明月高悬，如同油漆匠般将整个大地涂抹上了一层明亮的月光，身边树影婆娑，小路旁早已排列起了一栋栋整齐的小楼，灯火或明或暗；远处传来阵阵蛙鸣声，声音或高或低。在小路边的不远处，正在修着一条更宽阔的大路，路上灯火通明，机器轰鸣，人来人往。那一刻，蛙鸣声与机器轰鸣声交相辉映，犹如一曲动人的交响曲，莫名地和谐，又恰似一股清泉，汩汩流淌在每个人的心上；而那月光与灯光交织在一起，将整个热火朝天的工地照得通明透亮，为每一个忙碌的身影和机器披上了一层瑰丽的光彩，熠熠生辉。

　　不知不觉中一晃又是数年，时间悄然来到了2024年。这一天，我随单位工作组再次踏上了罗浮山。下罗浮山乡村工作早已不知是多少次了，然而，这一次的一路上，同事们都开始热情洋溢地讨论起了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建设的点点滴滴。我默默聆听，思绪却始终徘徊在往昔的回忆中，只是，我的脑海里早已没有了阿望瘦小的身影，取而代之的是他在视频中露出的淡淡笑容和那台神奇的“播种机”。

　　工作组一路走访，接连转了三个村，最后来到了一个村委会。在人群中，我一眼便发现了阿望。他穿着一件淡蓝色的T恤，手里抱着一摞文稿，远远看见我，连忙上前来打招呼。谈话间，我得知他大学毕业后便回到了罗浮山，应聘做了一名大学生村官。现在，他正协助村支书，忙着借“环两山”示范区建设的东风，全力推动朱顶红种植产业。

　　工作组在村支书和阿望的带领下，来到他们口中的朱顶红种植基地。望着那一大片盛开的色彩斑斓、犹如牡丹花般硕大的朱顶红鲜花，书记自豪地侃侃而谈，阿望也在我身边小声讲解。尤其是从种球引种价格到鲜花售卖价格，再到中间差价及给农户带来的收益，那些纷繁复杂的数字账目，他竟能脱口而出。不经意间，我看见他那双大眼睛依旧亮晶晶的，闪着光，虽然眼袋已深，但仍炯炯有神、神采奕奕。末了，我调侃他这台“播种机”在家乡的土地上播下了希望的种子，有没有为自己的人生也播下“种子”。一旁的书记接过话茬，笑呵呵地说：“他的种早就种下了，两个小阿望都满地跑了，哈哈哈……”书记的一席话引得众人欢笑连连，而阿望则一脸羞涩地挠头，红着脸。

　　看完鲜花基地，我随工作组登上回城的汽车。书记和阿望在路边挥手告别。当我回头再次望向他们时，突然发现又是一个夕阳西下的时候，那琥珀色的晚霞披在他们身上，显得格外灿烂。两个瘦高的身躯如同两台播种机，在这片火热的土地上辛勤地播种着未来。而身后的罗浮山，依旧巍峨挺拔，翠绿如初，白云悠然。我想，它或许正静静观望着山脚下这群如阿望一般的年轻人，在时代的洪流中挥汗如雨、砥砺前行，热火朝天地建设着自己美丽的家园。

　　从罗浮山归来，我辗转难眠，因为我还想再次踏上那片山美水美人更美的土地，再走一走那通往远方的康庄大道，尤其是想再去看一看那一台存放在东江纵队纪念馆里的“播种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