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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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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发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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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发《异国情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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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发《微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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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发研究资料 |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危健峰 1919年11月，一位名叫李权兴的梅州青年登上轮船，远赴法国勤工俭学。1925年，一位署名李淑良的留法青年，在《语丝》发表诗歌《弃妇》，震惊中国诗坛，被称为“诗怪”。1925年至1927年间，一位署名李金发的诗人先后出版诗集《微雨》《食客与凶年》《为幸福而歌》，开启中国象征诗先河，被誉为“中国象征诗第一人”。 李金发（1900—1976），原名李权兴，笔名李淑良、李金发。这位从梅州客家山区围屋走向世界的青年，因其独特的人生经历、诗歌造诣与雕塑艺术，在中国文学史和艺术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一生漂泊，终未归乡，正如他在《题自写像》中所写：“我有草履，仅能走世界之一角。” ——这既是他对诗歌艺术的谦卑，亦似其一生命运的写照。 历史现场：反传统的语言实验 1919年新文化运动开端，白话文写作兴起，新与旧变革、传统与现代冲突、西方与东方文化交织，在此背景下产生的中国新诗写作开始摆脱古典诗歌音律、格式的窠臼。胡适、郭沫若、闻一多等人写出一批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诗歌。 此时，远在法国巴黎学习现代雕刻艺术的李金发，正被波多莱尔、魏尔伦、马拉美、兰波等“象征主义”诗人的作品深深吸引，异国陌生的环境、西式的语言表达、全新的诗歌形式让李金发大开眼界，“象征主义”的神秘、朦胧、激情催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一首首白话文中夹杂着法语、德语，用“生命是死神唇边的笑”等全新意象，用隐喻、暗示、通感等修辞的诗歌被创作出来。1925年，《弃妇》横空出世，众人的目光一下子就被吸引；同年8月，《时之表现》发表，再次引人注目。 同时期的诗人、评论家被这种新的诗歌表达所震撼，晦涩难懂、奇异新鲜、模仿搬运、徒有虚表……究竟是把法国象征主义诗歌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还是特立独行的“诗怪”？一时间，李金发及其诗歌的出现引发当时诗坛的热议，甚至很多人不知道李金发为何人？ 中国现代诗歌经历100年的发展，现代的诗人评论家带着更加宽阔的视野、更加翔实的文献、更加成熟的技法，尝试回到20世纪20年代的诗歌现场，给予了李金发及其诗歌新的诠释。12月6日至8日，在广州、梅州两地举行的纪念李金发诞辰125周年系列活动上，与会专家学者、诗人作家、诗评家们再次聚焦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 “在他之前，中国新诗也许太透明了，是李金发给中国新诗穿上一件灰色的长衫，教会了我们如何用暗示、用色彩、用声音的通感去构建多维的内心世界。”中国作协主席团成员、中国诗歌学会会长杨克认为，李金发是中国新诗史上无法绕开的存在，他重要，但他也有瑕疵，他把汉语弄夹生了，他的汉语诗句带上明显的欧化痕迹，语顺经常像翻译体，句子很长，却又穿插着文言的叹词和助词，好像两套语法在一行诗里拉扯。但回过头看，这恰恰预示了后来的现代派、九月派，乃至今天很多实验诗对于汉语句法的拆解和重组。 《星星诗刊》主编龚学敏认为，在语言层面，李金发的诗歌文白夹杂，中西杂糅，为当代诗歌的语言创新提供了范式，其搭配打破词性语意的组合，使诗句形成独特的张力。现在看来，他的语言革新仍在滋养着当代诗歌的语言创造力。更为令人瞩目的是对其陌生化的自觉追求，在当下的诗歌创作，尤其是极其多元的网络时代的诗歌创作中呈现出新的生命力，这些反传统的语言实验，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李金发对语言边界的探索。 国际视野：引领潮流的“象征主义” 19世纪末，象征主义在法国文艺运动中产生，并深刻影响着诗歌、戏剧、绘画等艺术创作，并推动了20世纪美学的发展。象征主义认为外部世界是虚幻和痛苦的，追求内心世界的真实、美好，并通过词语的描述，建构新的语境达到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的沟通感应。 “李金发留学的时间点正是西方现代派文学思潮风起云涌之时，西方现代派基于个人写作的文学思潮，给正在新诗创作道路上起步的李金发产生了重要影响。”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吴思敬在研究李金发时发现，象征主义这种个人写作的文学思潮正好契合了李金发的创作个性。李金发的诗歌具有明显的象征主义特点。 如《弃妇》中“鲜血”“枯骨”“黑夜”“虫蚁”“游鸦”等意象营造了虚幻而恐怖的氛围，映照的或许是人类内心的孤独，而“弃妇”这一形象就跳脱了这个词本身的意义和形象，有了更加宽广范畴的解读。杨克对此作了深刻的解读：“他写《弃妇》，写的不仅是离人，更是那个大变革时代里人类灵魂无处安放的惶恐，他写史之黑影，不是颓废，而是对生命本质最严肃的凝视。他发明了一种格调，用深色来对抗圆滑，用晦涩来保留诗意的尊严。” 李金发在20多岁的年纪，从封闭的客家群山走向了世界艺术殿堂的法国巴黎，而且迅速被引领时代潮流的“象征主义”吸引，并受此影响写出一系列诗歌，同时将“象征主义”引入中国诗坛，开辟了中国现代主义新诗的创作，可谓意义重大。谢冕先生说：“李金发的贡献在于把象征这匹怪兽给当日始告平静的诗坛以骚动。他是促进东西方诗风交流的积极参与者，他的工作与‘五四’前后那些向着西方的盗火者的业绩一起，被记载在中国新诗史上，不会也不该被遗忘。” 1920年，胡适的《尝试集》出版；1921年，郭沫若的《女神》出版；1922年，俞平伯的《冬夜》出版；1922年，朱自清等8位诗人的《雪朝》出版；1923年，闻一多的《红烛》出版；1925年，李金发的《微雨》和徐志摩的《志摩的诗》出版；1926年，留法诗人王独清的《圣母像前》出版；1927年，李金发的《食客与凶年》和穆木天的《旅心》出版；1927年，鲁迅的《野草》出版；1928年，冯乃超的《红纱灯》出版；1929年，戴望舒的《我的记忆》出版。美国加州大学教授奚密将1920年—1930年中国诗人的诗集进行对比后，发现了李金发诗集在当时的独特性和引领作用，“李金发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他21、22岁时完成，他的诗集1925年出版。我们放在那个时候的文学史来看，还是有超前的意义。” 中山大学教授陈希认为，李金发1925年创作的象征主义诗歌，代表了中国的象征派。中国的象征派属于象征主义大审美思潮下面的一个诗歌流派或一种诗学追求，它具有世界性意义。李金发的诗歌超越了当时的主流诗歌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和现实主义主题的功利性诉求，也超越了特定时代和民族地域的狭隘，呈现了世界性的广阔，透露出一种在现代性的光环下笼罩人的生存和他的颓废的一种图景。 回归内心：中国现代诗歌的审美 岭东文献与文化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客家人》杂志总编辑李锦让在《从梅县到世界：李金发的出走与未归》中写道：“出走”，是他的主动选择，是才华的突围，是客家人“闯天下”的精神体现；而“未归”，不仅是地理上的未归，更是身份上的未归、文化归属上的未归。 纵观李金发人生历程，辗转漂泊、一生未归，但其用诗歌在内心营造了一个精神世界。这个精神世界里，或许有广袤的“荒原”，更有记忆深处的“原乡”。因此，无论象征主义对于李金发，还是人生阅历对于李金发，他选择了回归内心。“夜色笼罩全城，惟不能笼罩我的心”“我已破之心轮，永转动在泥污下”“人尽做散文，在诗里？时光疾流着”……李金发的诗歌中，这样直接描述内心的句子比比皆是，甚至有些诗歌整首都用直觉的意象进行表达，充满矛盾、朦胧、冲突、跳跃，这些意象建构了一个奇特的诗歌语境和气场，产生了独特的美感。梅州开放大学校长罗金良在《李金发：文学史上伟大的“破冰者”和“缔造者”》中指出，如果没有李金发的象征派诗歌横空出世，就不可能有另一种诗歌美学从中国诗歌“诗言志”的线性传统中“开宗立派”，为新诗开辟了“非直白的象征手法”（在‘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语境下，早期新诗如胡适《尝试集》、郭沫若《女神》，虽打破旧体诗格律，却陷入“直白说理”“浪漫抒情”的单一模式），表达传统诗歌难以言说的“现代个体隐秘感受”，而非简单传递明确的情感或道理。 “当我死了，你虽然能读懂他，但终不能明白那意义。”这或许是李金发有意为之，但吴思敬教授认为，“在李金发看来，诗的意思不必和盘托出，应当有一点模糊，能引起人的深思与猜想，朦胧中有点审美，这才是诗歌的最高境界。应当说这些主张突出暗示在诗人艺术思维中的作用，也强调了读者在欣赏过程中的能动作用，是对新诗初期直白、浅陋，缺失诗味的倾向反驳，因此有拨乱反正的意义。” “李金发诗歌的第一个特点就是注重个人化的内心体验，这是李金发诗歌审美现代性非常重要的指标。”中山大学教授陈希认为，中国的诗歌实际上一直处于新旧和中西双重纬度交织而成的纵横坐标体系里，审美方式、诗学观念变革，更多的是指向传统和现代的变异。如果说胡适倡导的新诗革命是“第一次革命”，那么可以把李金发的诗学观念和审美方式的变革，定义为新诗的“第二次革命”。 李金发诗歌的审美性还跟他从事现代雕塑的学习、研究及教育有密不可分的关联。李金发在自办、主编的《美育》杂志中提出，“美与真一样，是一种发现或精神的发明”“艺术是个体的情感及人类的战栗，情绪联合到模仿的事物而使之变形”。暨南大学教授宋剑华说：“看了法国近现代的雕塑美学，我突然发现我们恐怕还是应该回到李金发的本质上，他本质是雕塑家、美术家，工作是绘画和雕塑……在他的《弃妇》里，我就发现他给了很多意向，比如长发作为主体意向，起最大的作用是隔绝了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隔断之后形成诗人借助抽象的表现，实现个体进行灵魂自我对话的可能。” 延续诗脉：对诗歌创作范畴的启示 2025年不仅是“中国现代象征诗派开山鼻祖”李金发诞辰125周年，也是他的诗作《弃妇》、诗集《微雨》发表100周年，这意味着中国象征主义诗歌崛起百年，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诞生百年。如今，当人们翻开李金发的诗集，一行行读起他的诗歌，同样能感受其强烈的“先锋性”，接受到不一样的启示。 杨克说：“今天的汉语，尤其是网络时代的日常汉语非常灵活，却又非常容易滑向泡化、段子、标签，李金发把汉语写夹生的做法也许在审美上并不完全成功，但至少显示了一种态度，诗歌语言不是可以直接拿来用的透明器皿，而需要不断被打磨，被试探，被推到危险的边缘，对当下的写作者来说，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大胆尝试不同的句式节奏，在陌生感中寻找新的可能。” 龚学敏说：“李金发是新诗史上的一座桥，连接着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他的诗歌表达不仅属于过去，更属于现在与未来。在当代诗歌面临重重危机的背景下，李金发的诗歌精神对传统的颠覆，对语言的实验，对生命的追问，恰恰为当代诗歌提供了突破困境的钥匙。” 李金发的诗歌除了“先锋性”，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的爱国主义。爱国主义题材向来是诗人作家创作的沃土，然而从象征主义诗歌到爱国主义诗歌的跨越更显得弥足珍贵。深圳大学特聘教授杨宏海在研究李金发作品和书信中发现，李金发是抗战文艺的积极撰写者。李金发是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的一个诗人，他的民族意识特别强，《仰天堂随笔》就是一种壮怀激烈的爱国情怀，他主动编辑抗战文艺杂志《文坛》，写了《文人无情》，这是一个嫉恶如仇的诗人。同时，他写了很多抗战诗篇，《亡国是可怕的》是他的代表作，这些诗歌愤怒地控诉了日寇野蛮的罪行，一扫象征派诗晦涩阴郁的诗风，出现了金戈铁马、高亢激越的声调，成为抗战时期诗风变化最大的诗人之一。另外在抗战时期，李金发还拿起笔来创作了《异国情调》《非减号》《带来的英勇》等三篇小说，着重反映华侨对抗战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