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琮。图片来自《石峡遗址——1973-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
■玉琮。
■陶釜,新石器时代晚期,韶关曲江石峡遗址。梁志钦摄
■石峡遗址考古出土文物。梁志钦摄
■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
日前,在韶关召开的“纪念石峡遗址发掘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近百考古文博专家学者齐聚一起,从多个角度围绕石峡遗址相关的文化信息进行了学术研讨。暨南大学教授熊增珑表示,“岭南文化则一贯地吸收对自己有利的因素,所以,今天说岭南或者广东的包容,实际上在石峡遗址可以找到渊源。”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秦岭也表示,“当我们要为岭南文明探源的时候,绕不开石峡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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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峡遗址走在了考古发现与研究的前沿
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深入推进,考古学家继续展开研究,学术界有一个共识,古代中国文明不是在一个地方起源了以后,大家就齐步走,特别是在文明早期,中国的文化各地都有所不同。原因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造就了一方的风貌、特色,社会发展逐渐向复杂化、文明化发展,社会发展的进程、内容不同,甚至原因、机制都各有不同。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一级教授赵辉表示,“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在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久而久之,很多文明就往一个方向发展,所以说中国文明发展是多元一体化的进程。”
对此,秦岭也表示,“石峡遗址的考古发掘完整了中华文明的文化版图,并实证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她解释,在半个世纪以前,人们对古代中国的认识只是在黄河流域文明和长江流域,但对这些地区早期文明发展程度的考古实证,也是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才开始,从这个角度看,七十年代开始考古发掘的石峡遗址走在了考古发现与研究的前沿。石峡遗址的发现,的确是改变了不少人对史前中国历史文化格局的认知。从此,在讨论早期中华文明的时候,格局要放得更大,要包含五岭以南以石峡遗址为代表的文化,这也改变了不少人以往把岭南当作化外之地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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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文化对中原文化具有向心性,则从石峡开始。”
在石峡遗址发掘后的五十年时间里,考古工作者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通过石峡遗址,让我们了解到了岭南地区更完整的文化传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当以全国视野看广东文化历史进程的时候,石峡遗址就成为了很好的一个承接南北的节点或者起到中介的作用。
“当我们要为岭南文明探源的时候,绕不开石峡遗址。”秦岭说,回顾历史,相比其他边陲地方,最能快速与中原融合的就是广东或者说岭南,这里比其他处于边陲地带的区域或者少数民族地区,对中原文化认同的回响都来得要快。她进一步举例说,为什么汉王朝要统一的时候,南越国能够和辑百越,并很快对中原的文化、制度有那么强烈的认同?“石峡遗址就告诉了我们答案,这是有基础的,是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早在那个时候,地处岭南的先民就已经与北方有了充分的交流,同时也有了区域内不同地方文化传统的发展与互动,因此也可以说,岭南文化的多样性和对中原文化具有的向心性,都是从石峡开始的。”
“我们通过石峡遗址出土的各种文物或者研究发现,当年的先民的某种精神是可以映照今天广东人民的特性的,比如开放、包容,既可以接纳别人,同时又坚持自己文化传统的岭南文化特点。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中华文明五千年延绵不断的历史进程,在广东同样也有所体现。”秦岭说。
如何实证文化的包容?在石峡遗址中,就发现了“舶来品”,但这里的舶来只是外地之意,并非来自海外。出土来自良渚文化的器物类型,或许是由良渚工匠带来的,也有可能是来到这边才制作的。但从陪葬品的出土看,外来器物的数量并不多,由此可推测墓主人应该或是本地人,在保留本地比较完整的一套墓葬传统的基础上,放置了一些外来的器物。
但广东能形成多元的文化特点,跟生存环境中的丘陵地貌也不无关系,这里并不像一马平川的平原,而是山连着山,山与山之间不同的人形成了各自各具特色的文化,但难得的是,他们既不同,又能相融。
“岭南文化则一贯地吸收对自己有利的因素,所以,今天说岭南或者广东的包容,实际上在石峡遗址可以找到渊源。”熊增珑表示。
提到广东乃至岭南文化的兼容并包,熊增珑还提到,深圳距今7000多年的“咸头岭文化”,也受到了来自湖南高庙等文化的影响。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岭南这边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也是有所选择的,而并非全盘接受。但不管怎么样,岭南文化从新石器时期就开始并始终对外来文化是持一种开放、包容的姿态。”在熊增珑看来,这一点跟其他地方有明显的区别。“比如与良渚文化同处于长江流域的石家河文化,玉文化较为发达,但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石家河文化玉神人像、虎头形玉器、玉蝉等器是其主要特色,尽管有极少器形能看出受良渚文化影响,但总体就体现出当地不像岭南这样包容,而是坚持自己传统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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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葬”风俗反映出
岭南地区的先民祖先崇拜的信仰文化的形成
石峡文化遗存的重要还在于发现了成组的居址和墓葬。三面盖房,中间建墓地的布局,提供了华南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的一种模式。从墓葬的分化还可以看出粤北地区走上文明化的进程很接近长江流域。
在石峡遗址发现的墓葬,可分为一次葬墓、一次葬已迁墓、二次葬墓,其中一次葬墓30座,占总数29.41%;一次葬已迁墓16座,占总数15.68'%;二次葬墓56座,占总数54.9%。一次葬已迁墓和二次葬墓总计72座,占总数70.59%。说明迁葬是当时相当流行的埋葬习俗。
但值得一提的是,“二次葬”风俗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广东不少农村依然存在。尚未全面实行火葬的年代,人离世以后,先施行土葬,将死者放置木棺,埋在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里,过了三五年或一七八年后,举行掘墓捡骨,木棺废弃不用,将尸骨迁葬,放置在大陶缸内,择地再葬,这类陶缸是特制的大缸,当地俗称“金缸”,专门用于二次葬。
在这次论坛上,有专家表示,对“二次葬”的完整程序的梳理,也是这两年石峡遗址考古研究的一大进展。
如何区分一次葬墓和二次葬墓?原来,红烧土壁烧烤得完整的绝大多数是二次葬大型墓。墓壁不见红烧土面,墓坑填土有大量红烧土、黑烧土块、黑灰土、炭屑等,形成这种填土的有两种可能,一是用火烧烤的时间不长,未形成红烧土壁;二是不曾烧烤过,从别处取来黑灰土、炭屑填放墓中,此类墓以一次葬浅穴墓为主。
熊增珑,“二次葬”的风俗,跟当时的流动人口比较频繁的社会现象也有关,反映出岭南地区的先民祖先崇拜的信仰文化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