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僧传·僧叡传》载：“昔竺法护出《正法华经·受决品》云：‘天见人，人见天。’什译经至此，乃言：‘此语与西域语同，但在言过质。’叡曰：‘将非人天相接，两得相见？’什喜曰：‘实然。’”鸠摩罗什与僧叡一同译经，遇到句法与印度语一样的这句话，鸠摩罗什有点犯难，觉得直译可以，但是太过“硬”了，于是僧叡提出了自己的译法，鸠摩罗什以为善。
译经到鸠摩罗什，风气大变。此前译经一般都由两人完成，一个西域和尚，一个中国僧人，一个口授经典，一个听言揣意，根据他的意思译成汉文。这个时期的经文还算好懂。在此之前还有中土和尚根据焉耆语和龟兹语转译的，他本人自是昏昏，焉能使人昭昭？还有西方来东土的和尚自己译经的，他们的汉语水平实在不敢恭维，于是经文令人如入五里雾中。
在鸠摩罗什之前，维祗难、支楼迦谶等早有翻译，因为怕执笔的中国僧人理解有误，便采用直译方法，“天见人，人见天”这样的译笔被认为是负责的，所谓“弃文存质，深得经意”。一代译经大家道安说：“昔来出经者，多嫌胡言方质，而改适今俗，此政所不取也。何者？传胡为秦，以不闲方言求知辞趣耳。何嫌文质？文质是时，幸勿易之。”“出经”就是译经，“闲”通“娴”，“秦言”即汉语也。在“质”与“趣”之间，他选择了“质”，即保持原意，不做添加，他自己秉承“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的原则，“余尽实录也”。
鸠摩罗什赞成僧叡的译法，可见他是意译一派，但无疑意译是有问题的。经文不是小说散文，可以曲尽其意，它要求有“经”的简约和雅达，对于文体、词句和字数都是有要求的。而且一人之会意，岂可代替大众的理解？“天见人，人见天”难道只有僧叡的理解是对的？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时候还没有翻译三原则“信达雅”的提法，但译者都体会到了，在“信”即忠实于原意上与“雅”即文采斐然之间，非常难以平衡，十分纠结：“若以文应质，则疑者众；以质应文，则悦者寡。”
道安的弟子慧远想取中间道路，即直译与意译之间，但这是他的一厢情愿，他没能做到；直到玄奘大师，他精通梵文，又生在诗人出没的大唐，文采灼灼，才解决了译经的千古难题，信达雅在他的手下达到了和谐统一：“意思独断，出语成章；词人随写，即可披玩。”（《续高僧传·玄奘传》）
显庆五年春大年初一，天纵奇才的玄奘大师率众在大慈恩寺翻译《大般若经》，“经梵本总有二十万颂。文既广大，学徒每请删略，法师将顺众意”，如鸠摩罗什一般，除繁去重。但据后人记载，自此之后，玄奘法师夜夜做梦，流汗颤栗，他认为是佛祖警示，于是他“向诸众说，还依广翻”。尽量保持经文原貌，不敢擅自删改。是真的做梦，还是法师坐定时反省自身、觉得自己错了，于是抬出佛祖示警？不得而知。
从文本作者对自然大化的感悟开始，人的主观能动性就开始介入意识对客观的反应之中，即人试图开始认识并解释客观，说出来的、变成文字写在纸上的认识与客观本身其实已有距离，而当它成为经典，被一代代阐发后，有的与客观真理近了，有的远了。就翻译来说，译者面对的是与自己有很大距离的经过摹写和理解的“客观”，如果再以一己之理解，弃“质”而就“雅”，往往失去了不离原作的初衷，翻译失去了意义。所以，翻译之事，以信为上。
僧祐《出三藏记集》言：“文过则伤艳，质甚则患野，野艳为弊，同失经体。”翻译如此，著文呢？文有千途，至善者皆美，但僧佑此言，亦可为圭臬。文采太盛、情感太满，往往过于“艳丽”，飘了、浅了；太过朴质，就野了硬了，往往难以让人喜欢。细思之，书法也如此，绘画也如此，雕塑也如此。与人处世呢？也如此；为政治国呢？也如此。子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质相宜，难以做到，却当是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