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的盐田

南宋时，广州市场的盐，几乎都是东莞出产的

　　撰文/供图 叶曙明 

　　

　　壹

　　广州市场的盐几乎都是东莞出产的

　　唐代，东莞沿海一带，形成了靖康盐场、金斗湾盐场、东莞盐场、大宁盐场和归德盐场等众多上了规模的盐场。在唐代至德二年（757年），由于金斗湾的海盐生产越发兴盛，人口渐渐稠密，为治理的方便，东莞县遂设置香山镇（南宋绍兴二十一年升格为香山县），于是，金斗湾盐场又名香山盐场。可以说，连大名鼎鼎的香山县（今分属中山、珠海市等），也是因东莞的盐业而发展起来的。

　　很早已具有商业头脑的莞人知道，寒耕暑耘的收益，远不及制盐售盐，因此，他们宁愿用白花花的盐，换取白花花的米。这种情形，自秦汉以至清代，都没有改变。

　　唐代以前，东莞食盐主要在岭南地区销售，到唐代末年，开始销往五岭以北。到了五代十国的后汉乾祐二年（949年），兵部侍郎于德辰向皇帝上书言事时，便提及“湖南见食岭南盐，请置官纲于湖南立务权（榷）卖”，请求皇上在湖南设立相关的食盐专卖政府机构，不要让走私盐泛滥。因为盐都是官府专卖的，东莞出产的盐，只能在指定范围内销售，没获批准卖到岭外地区，属走私行为。在《宋史》中，则更有详细的朝廷规定岭南盐销售范围的记录：“……东莞、靖康等十三场，岁鬻（每年出产盐）二万四千余石，以给本路（指广东本地）及西路二昭（今广西平乐）、桂州（今广西桂林）、江南之安南军（今江西大余）。”

　　虽然盐业属官府专卖行业，但民间商人是可以参与运销经营的，前提是必须向官府购买许可凭证“盐引”，以取得合法经营权。

　　随着农业的生产工具与技术不断改进及提高，岭南一些原来贫瘠的地区，也实现了粮食自给自足，并有余粮运到广州出售，再从广州购回食盐转售获利。在《舆地纪胜》一书，便有英德府“巨产之家得米，则南下于广（广州）粜买钞盐以取赢”的记载。当时广州市场的盐，几乎都是东莞出产的。

　　东莞坐拥几大盐场，就像坐在金山银山上一样。市场货如轮转，江上漕运繁忙。贸易带动丝织业、陶瓷业、冶铁业，以及甘蔗、茶叶、莞香、果木等农业生产，一派蓬蓬勃勃的景象。用那副家喻户晓的对联来形容当年的莞商：“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也是非常贴切的。无论是在大庾岭的古驿道上，还是从东江入西江，出桂江、漓江，经灵渠入湘江的航道，或入北江，越大庾岭，出赣江，通江西的路线上，都可以看到东莞盐商仆仆风尘的身影。

　　

　　贰

　　不少莞商以经营盐业成为豪门望族

　　盐税成为朝廷最重要的财源之一。开宝年间（968年—975年），官府在虎门设立了南北两座盐栅，控制盐丁（承担盐役的丁壮）、盐货进出。农桑人家，还有秋收冬藏的季节之分，而盐丁修筑基围，晒沙耙卤，架灶煮盐，却一年四季也不得片刻歇息。

　　南宋绍兴八年（1173年），朝廷允许广东的盐九成由官府专营，一成由产盐州县的盐商在本地出售。在这一政策的刺激下，虎门商道更加火旺。据明崇祯朝的《东莞县志》载，早在宋代，虎门已跃居商业重镇的地位，“商户贸迁泉宝，坐获富乐，轻施乐舍，甲于四方”。

　　东莞，就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人们从四面八方向它聚拢。许多莞商以经营盐业成为豪门望族。在流传至今的各种史籍中，不乏这类记载：

　　咸西麦氏家族，因先人曾出任靖康盐场大使而发家，富甲一方；蔡氏家族是长安名门，声名显赫，最初也是在靖康经营盐业，后迁居咸西；北栅凤冈陈氏一世祖曾从事盐政，熟悉靖康场，宋末从南雄迁至大宁北栅，再迁到沙头、归德场涌口里（今沙井）、福永、燕川、海南栅等二十多处地方，世代经营盐业，并得以开村立基，世泽流长。林氏家族从南雄迁至靖康，族人有在广东盐课提举司任职，遂成大族；新安彦氏曾居靖康乌沙桥东，其后世迁往新安，四世祖曾任靖康场大使；沙井新桥村曾氏，南宋初年由广州迁居东莞归德场新桥里，后代开枝散叶，分布于深圳、香港等地。南栅王氏、大宁谭氏、怀德邓氏、赤岗何氏、社岗叶氏等，都是以经营盐业发家。

　　东莞人口在宋代急剧增加，厚街、长安、常平、望牛墩、中堂等新城镇，相继崛起于狮子洋边。按照宋代的标准，有三千户就算大县，而宋乾德元年（963年）的东莞，已有超过三万户人家，位列上第（即大县）。南宋以后，中原因战乱等原因，难民像潮水般向岭南涌来，梅关道上，应接不暇。他们扶老携幼、杖履相随，沿水路逃往清远、南海、新会、番禺、东莞、香山等地。东莞人口激增，对粮食和盐的需求不断增大，这也进一步刺激了市场的活跃。

　　

　　叁

　　虎门的“思贤冲”得名于“私盐涌”

　　元代，东莞有靖康、归德、东莞三个盐场。及至明代，官府规定，靖康场所产的盐，三成归官仓，七成归盐商出售。通常由盐商到盐场收购，再转运到广州，销往各地市场。这些官盐经过转运，运输成本加上苛捐杂税，价格高昂，那些不产盐的地区，就算盐再贵也要买，但东莞遍地是盐，只要舀一勺海水，烧一束茅草，就能煮盐，当地人谁肯花冤枉钱买官盐？于是便造成了私盐泛滥。

　　虽然官府把贩卖私盐悬为厉禁，但利之所在，人们生死以赴。据地方志记载，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莞邑私盐充斥，石龙一带，“盈千累万，公然摆卖，有力之家，趸积兴贩，充赚邻邑”。后来在虎门镇留下一有条叫“思贤冲”的街道，据说原名“私盐涌”，就是因昔日是一个非常红火的私盐市场而得名。

　　盐商为了多销售，各出奇谋，甚至发生过轰动一时的商业官司。东莞京山种了不少青榄树，果实通常用来腌制凉果，有消痰止咳、去喉热和助消化之效。每逢收获季节，各地的商贩便云集京山，收购青榄，运回各乡进行腌制加工。

　　盐商沉德成看准这个机会，在榄贩必经之路的峡口设立巡船，每百斤青榄硬性配售四斤海盐，还逐年递加至七八斤。承办京山子埠的盐商王霭佳更是狮子大开口，加到十二斤，吓得人人却步，不敢到京山收购青榄，造成青榄滞销。后来，一批青榄种植户愤然把盐商告上县衙和府衙，经过几年的调查、核实，最后官府做出了正确的判决，判盐商败诉，下令撤去京山子埠和巡船，保障了市场的健康发育。

　　

　　肆

　　东莞很早就认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

　　屈大均曾说：“粤处炎荒，去古帝王都会最远，固声教不能先及者也。”但对于广东人来说，声教不能先及，反而为繁盛的商业活动创造了有利环境。声教所灌输给人们的，无非是“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示民以利，则民俗薄”一类重农抑商的观念，但这类观念，在莞商之中，却没有什么共鸣。清代东莞石涌文人吴濂在《宝安杂咏》竹枝词里，有一首写道：

　　农桑不事最清闲，蛋浦蚝田日往还；叠屿鱼鳞三十六，盐花白到大奚山。

　　当时东莞、新安（今深圳）交界海湾一带、与龙穴洲相近的沙井海面，是养蚝区。蚝长在石头上，相互重叠，形如小山。而大奚山即今香港大屿山。从竹枝词可以看出，东莞人非常善于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开发经济效益较高的产业，如养蚝、制盐等，而不愿从事效益较低的农业。其实，这也是生活在珠三角的广东人一种普遍的取向，他们很早就认为，在七十二行中，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广东的商业特别发达，并非误打误撞，乃地理气候、文化历史、族群心理等因素综合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