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承学

　　师兄弟缘分卅五年　　

　　回想起来，我认识吴定宇师兄三十五年。2017年7月，他去世时，我刚好在美国探亲，未能前去送别，一直感到遗憾。现在，要下笔写纪念文章，才觉得对他的了解实在太少。我是不善交际的人，和定宇师兄不敢攀称知己好友，我们在学习、工作上有过一些交集，但缺少很深入的交流。不过毕竟在康乐园中同学同事多年，总有一些特别的感受和印象。

　　1982年，我在中山大学本科毕业。那时研究生招生名额很少，当年中大中文系只有中国文学批评史和现代文学两个专业招生。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导师是黄海章、邱世友先生，现代文学史的导师是吴宏聪、陈则光先生。这一级只招四位研究生：现当代文学的陈平原、陈幼学，古代文学批评史的孙立和我，我们四人住在广寒宫的同一间宿舍。高年级的师兄有现代文学的吴定宇、邓国伟等，他们住在另外的宿舍。他们是“文革”前入学的大学生，大学期间遇到“文革”，毕业后即到中学任教。1979年全国恢复研究生制度，他们就在那一年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他们进入中大时，我们还是本科二年级。我们考上研究生时，他们已是研究生三年级了。这样，我们就有了在康乐园里半年同学之缘分。

　　吴定宇、邓国伟生于上世纪40年代，我们生于50年代，相差十多岁，严格来说是两代人。但从学术传承来讲，我们又是一代人，同样经历过“文革”，并得益于改革开放，所以在价值观念与学术观念上比较相近。同学之间，都以师兄弟相称，或直呼其名，更熟悉的则称为老吴、老邓。

　　我们在校同学时间很短，又不住在一起，专业也不同，我和两位师兄只能算点头之交。国伟兄研究鲁迅，是广州人。定宇兄研究巴金，是四川人。在当时的印象中，他个头不高，脸庞方而微胖，戴一副黑框眼镜，样子倒和巴金有些神似。有时路上偶遇，看到他走路慢腾腾的，表情严肃，显得矜持、稳重而深思熟虑。

　　1982年7月，定宇与国伟师兄硕士毕业，都留在中文系现代文学研究室（鲁迅研究室）任教。1984年我们硕士毕业，同年级的陈平原北上读博士，孙立和陈幼学留在中大中文系，我则留在古文献所工作。那时，古文献所和中文系是并列的机构。两个单位之间，相隔不远，但很少来往。1987年，我到复旦大学读博士。1990年毕业，分配到中山大学中文系，这才和定宇成为真正的单位同事。80年代末期，曾扬华教授任中文系主任，定宇是三位副主任之一。这一届任满之后，他就到学校教务处兼任副处长。

　　我从读研究生开始，就住在校外，除了上课、开会之外，很少回学校。到了2000年，才搬进校园里住。之后见到定宇兄的机会多起来。但由于不同专业，不同教研室，所以交流不多。我感觉他为人比较清高和矜持，不苟言笑，似乎不是很随和。不过，他对我比较热情，主动和我交谈。比如，看到我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上发表的论文，他路遇时会停下来谈谈读后的感觉，加以鼓励和肯定。他出版的主要著作，也主动送给我。接触多了，才发现他的性格是比较直率的，爱憎分明，且喜怒形于色。对人也颇热情，遇到需要帮助的事情，都会尽力帮忙。

　　学术事业最辉煌时期

　　90年代是定宇兄学术与事业最为辉煌的时期。他出版了几本有代表性的著作，被聘为教授，又开始指导博士研究生。1998年，定宇兄兼任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主编、学报编辑部主任和广东省高校学报研究学会会长。编辑部主任同时要管理文、理、医三家学报的行政事务。这是比较重要而繁重的工作岗位。

　　在定宇兄去学报之前，社科版原来的主编兼编辑部主任廖文慧老师去世后，两个位置空缺，由社科版副主编洪哲雄老师代行管理工作。这种情况持续有一两年之久。定宇到任后，抱着高度热情和责任感全力投入。一位女编辑回忆道：吴老师任职之初，即找各位老师谈话，她是下班后被约谈的，谈话是在回家路上进行。当时她怀孕几个月，别人并不知情。他们绕着中大中区的大草坪边走边谈，结果走了3圈，回家后腿肿了，所以印象很深刻。为了提高学报质量，他组织召开文科教师座谈会，听取大家对办刊的建议。他到学报编辑部之后，办了许多实事。包括制订学报编辑部工作制度汇编，各个版的编辑工作以及行政工作有了统一的规范。

　　定宇对于如何提高中大学报社科版的学术质量颇为重视，确定了匿名双盲审稿制度，发动编辑去组稿，开设一些由名家主持有影响的专栏。还组织一些重要特刊，2004年第6期是中山大学建校80周年特刊，2005年第4期是创刊50周年特刊，这些都是他着意经营和成功策划的。那时，高校的经费很紧张，加上学报是比较边缘的机构，经费很少，办刊往往捉襟见肘，编辑和作者的积极性受到一些影响。定宇积极与学校领导沟通，学报经费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使编辑部办公条件得以改善，编辑出差、开会、培训等也比较宽松。那个时期，整个高校的经费不足，学报办刊的经费很紧张，除了办刊之外，还要考虑合理“创收”，对于书生本色的定宇师兄，个中辛苦可想而知。但定宇应变自如，工作卓有成效，真让人佩服。

　　大约在2005年2月，定宇不再担任学报编辑部主任(属于行政职务)，仍任社科版主编（属于学术职务）。5月他动了大手术，后来又出现并发症，在中山一院住院两年多。好几次病情都很危险，下了病危通知。我和中文系潘智彪、王坤和彭玉平几位老师，一起去看过他几次。他面对病情，非常坚强，努力配合医生治疗，终于战胜病魔。他住院时期仍兼任社科版学报主编，需要处理许多编务工作。当时文科版编辑杨海文和李青果把每期稿件大样送到医院，定宇兄是在病榻上审定的。

　　2007年6月，定宇兄因年龄原因，不再兼任中大学报社科版主编。我受学校领导之邀，兼任中大学报社科版主编。到了学报以后，才对定宇兄有了进一步了解。

　　故人已逝薪尽火传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特点，也有一代人的难处。定宇这一代和我们同样经历过十年“文革”，差不多一起进入学术界，起跑线相近，但他们年龄偏大，困难也更大。定宇35岁才读硕士，开始接受系统的学术训练。硕士毕业时，留校当讲师，已经近四十岁了。那时有个很励志的说法：“要把被耽误的青春夺回来！”大家都极为刻苦，忘情投入，但时间如流水，是不可再生的。把时间夺回来的代价，便是很多人透支了健康。定宇1982年7月获硕士学位留校任教，一直到1996年，晋升为教授，那年他已52岁。在他们同一批人中，还算是晋升比较快的。

　　直率地说，从纯学术研究而言，我们这一代学者与前辈、后代学人相比，前前后后被耽误的时间太长了，无论先天还是后天，都有明显不足。这是一种时代的局限。但其中有一些人在磨难中成长，在混沌中觉醒，所以具有敏锐的学术感觉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是拜时代之所赐。定宇上大学时是学俄语的，在“文革”中毕业，此后，又在中学任教近十年。无疑，学术研究的起步是比较晚的，学术积累上也有所不足。但他完全凭借着自己的爱好，自己的悟性和执着，不断地补充知识，不断地求索，终于寻找出一条适合自己治学的独特路子。他的《学人魂·陈寅恪传》《守望：陈寅恪往事》《巴金与无政府主义》《抉择与扬弃——郭沫若与中国文化》等，都体现善于把现代文学、中外文化和现代学术结合起来的治学特点。这是一种宏观、大气的研究，也具有很大的挑战性，需要理论探索的大勇气。

　　2005年以后，定宇身罹重病，他以坚强的意志和坚定的责任感，带病工作，带病著述，没有中断行政工作与学术研究。2006年，他出版的《中山大学校史1924-2004》一书，就是一部很有特色和价值的中山大学通史，是中大校史研究的必读书。后来，我和彭玉平教授受学校之托，主编《山高水长——中山大学文化研究》，就参考过这本厚重的书。他退休之后，仍抱着病体坚持著述，充分利用中山大学独特的档案资料，还有许多相关的文献，在《学人魂·陈寅恪传》基础上，又写出《守望：陈寅恪往事》一书，把原先的研究推进一步。定宇晚年的著述，不带任何功利目的，纯粹出于学术使命感，可谓视学术为生命，以研究为乐趣，这种境界令人敬佩。

　　数十年转眼即逝。当年同在康乐园读书的定宇、国伟两位师兄，现在都已故去。他们的同学、同事，很多已经退休。我回忆起他们，有些具体的事情与时间开始变得模糊。这些年，新来的年轻教师和学生，对他们更是相当陌生。这不免令人感喟。

　　好在，书比人长寿。以生命书写的学术，薪尽而火传。学者若有传世的著述，他便能寄身书中，长久为人所惦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