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璟  广州市第二中学教师

　　长歌当哭，掩卷遐思。读完《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下简称为《重走》）这本书三十九章后的“尾声”片段，我仍恋恋不舍。

　　短暂存续的西南联大一直是读书人憧憬的乱世中的“乌托邦”。我也曾囫囵吞枣地爬梳过他人文字所竭力“还原”的历史现场，寻找这方天地如何存在过、何以辉煌过的痕迹。较早呈现西南联大历史研究的，有谢泳写下的《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张寄谦编的《联大长征》对湘滇黔旅行团“文化长征”的一路所至，则有着民俗史研究的细致考据，山川风物、人文情思如数家珍；近年来，易社强所著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可以说对西南联大的办学思想和育人模式也有着全景式的涉猎。

　　若是论及文学性创作，当年68天西行的直接参与者冯友兰之女宗璞所著的《野葫芦引》四大卷岂非更具有历史书写与文学叙事交织的灵动感？而何兆武的口述史《上学记》亦有老一代知识分子关于西南联大记忆的“文化体温”。

　　与之相较，杨潇的《重走》不过是对当年西南联大一些人和事的追忆，与他在2018年重走、寻找之路上的因缘际遇构成一部非虚构作品。但读罢《重走》，是什么让我感到如此特殊的荡气回肠？以至于立马订下机票动身，前往追寻了一回“湘滇黔”迁徙轨迹中的贵州。

　　在我看来，《重走》在今日和历史的勾连中存在着一种以“我们”为主体的“寻找”，借由这种“寻找”，“我们”得以生发明日之思启迪人师，为国育才。

　　触地行走时的“不期相遇”

　　《重走》的起点在作者杨潇42升的登山包里，以及他所想象的“暴雨倾盆、溪河涨水，我卷起裤管、换上拖鞋、小心翼翼穿越被淹道路的画面”之中。

　　于杨潇而言，试图逆转时空，和八十年前那群“最聪明的年轻人”一起重走这一条条地理意义上的公路、驿道，是对老一辈知识分子心灵之路的一次寻访与叩问，亦让他找回对于步履不停的人生的“方向感和掌控感”。

　　在长沙，他遇到正在马路牙子打牙祭的文物局退休员工，兴奋地给他指出当年圣经学院周围的地标；在沅水江畔，他重读当年联大学生路经桃花源时，因现实与古书里所描绘的落差而怒斥“陶渊明，撒了谎”的故事；在有“兵家必争之地”之称的玉屏，他捧着“泛黄的、发卷的、缺角的旧文书”，却遗憾没有找到期待中的那份布告；在凯里，他吃到了一路上最难吃的一碗米粉，恰合当年旅行团路途中所经历的战时物资短缺、物价哄抬的窘迫……

　　追随书中湘滇黔旅行团和杨潇的来路，我也一路途经了玉屏、镇远、凯里、贵阳和安顺等地，边读边悟。除去游人访客的嘈杂，2022年的我与1938年的湘滇黔旅行团和2018年的杨潇“不期而遇”。

　　晴天干裂，雨天湿滑，泥土是从不骗人的。八十年前湘滇黔旅行团所途经的公路、河流和驿道，已在年月的更迭中改变了最初的模样，但我所触摸的每一寸，仍是他们曾用双足丈量过的土地。当我真正听见让刘兆吉废寝忘食想要采集的苗族歌谣，看见东城墙蜿蜒至南城墙的舞阳河，我似乎更能感同身受八十年前那群几乎和我同龄的学生踏上旅途时的所想所思。

　　身体力行 躬身报国

　　去年夏天的我，刚离开被爱与关怀保护着的象牙塔，初涉杏坛，或者说，我一下踏进了柴米油盐的人间。而那年走在南渡西迁路上的学生们，与我年龄相仿，同样面临着一种由相对安稳至于前途未知的状况。某种程度上，我对他们在行至一个看似确切却仿佛空中楼阁的“新校园”途中的纠结、忧虑甚至是惶恐，感同身受。

　　而到黔一周时，恰逢佩洛西窜台，第二天中午我在安顺休息时听到一对年轻的福建平潭情侣正在就此事讨论着明天飞回福建的航班能不能正常起飞，突然，旁边一位的白发老人站起来斥责道：“不先有大局，哪来有小家！”我也许久未听过这番的大气表白，不由想，当四五十年后吾衰甚矣时，桑榆间髭染鬓白，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是否仍能拥有一群如八十年前行旅途中的“他们”和现在的我一样，有着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愿意为强国理想追求奋身拼搏的青年人？

　　一些因果关联的外交事件发生，我更确信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演变，正在影响着全球国际关系的安稳。同时，疫情也给我们带来了新挑战。势利压山岳，难屈志士肠。有现实重压，更会有青年志士不屈不挠的反抗与斗争。当我望着手中的《重走》与统编版语文必修上册，我确信已为第一单元的教学工作找到了一些现实支撑与文本材料。

　　我想，写下《沁园春·长沙》《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红烛》的毛泽东、郭沫若和闻一多，他们不正是因为明白仅发出呼号远不足以实现理想，此后无怨无悔投入革命中去的么？包括他们在内的几代人，不都是在艰难岁月中躬身报国。《重走》中的联大师生后来响应号召冲上一线战场的也不在少数，一面是反抗压迫、救国于水火的社会理想，一面是生灵涂炭的祖国大地，只有身体力行，才能缝合起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断裂。

　　在给学生们讲述这个语文单元时，更为重要的应是吟唱以联大学子为象征的一代人，正值青春年华却毅然奔赴未知艰险的勇气。在教育的过程中，我们应有一种超越文本与叙事的情怀，才能让学生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一直有坚定的报国追求并为之奋斗。

　　远眺理想追求的方向

　　《重走》恰好为我提供了一些思路。“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当看到战后，我们要估计到我们的国家要成为一个现代的国家……”文中引述了抗战期间第三次全国教育大会上的文字表述，不难看出当年对教育之于战后社会建设重要性的确认态度。还有一句印象深刻：“迁移之举本身即是教育。”

　　我不禁又想起，我是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教书育人为我的天职。

　　或许，从前我一直试图在当下已被确定过的意义中“寻找”关于明日的踪迹，不曾思量更大的“我们”。而阅读八十年前那群“最聪明的年轻人”和作者杨潇的某种跨越时间、空间甚至是媒介的旅行记忆后，正如杨潇亦持续地在“思索一个文字工作者该在影像时代做点儿什么”，我也在思索着，如何能够为我所能够培育、熏陶的更大的“我们”——即我的学生，做得更多一些。

　　战火纷飞中，教师带头的迁徙与在昆明雄起的西南联大，都让我们感动于危难时刻中国教师的担当。西南联大纪念碑上镌刻着他们“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的追求，也并非一句空话。

　　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联大教师亦将自己的历史责任和社会良心外化作“育人才”的动力。如在西南联大外文系任教的吴宓开设了《文学与人生》的课堂讨论课，结合自己的专业来做青年的思想工作，为我国培养了一批批有着拳拳赤子心的文学家、历史家、哲学家和翻译家；如当年的梅贻琦、陈寅恪、汤用彤、叶公超等真正将感化一代人、影响一代人当作自己的理想追求的教师，堪为真正师者。这样的理想追求，到了今日则应是将“立德树人”真正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和社会实践教育中去，从方方面面去影响学生的教育情怀。

　　我想，人生之途应是一趟在今日寻找、深思和耕耘从而通往明日的旅程。于我而言，读书的意义从不只在进入一个文本试图叩访历史、窥探或感知他人的人生体验，更在于从文词句段的肌理之中汲取润泽生命的力量，找到为人、为人师的些许启迪，并将我所寻得之至宝交予学生，使我们都拥有坚定地走向明日的勇气。

　　（本文获第十五届广东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活动教师组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