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寿桐

　　我的人生一路走来，好像总在叫别人哥哥，因为在众多堂亲、表亲中，我辈分较小。对他们一张口便叫“哥哥”，没有迟疑，叫得自然。但对于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近乎胞兄的朱寿银，说来惭愧，似乎从未清晰地、干净利落地叫过他“哥哥”。

　　少年时候叫朱寿银“大鬼”——不是扑克牌中对王牌的俗称，是乡间那种对哥哥身份拥有人并不太尊重的蔑称。这完全不是因为他是我父母从大伯伯家领养的，而是因为他从小经常拖累我挨打。他喜欢玩，不肯上学，逃学成为家常便饭。他常常一大早背着书包出发，然后躲进水槽、沟渠或河边树丛中，一玩就是半天。偶尔被发现，少不得一顿打骂。他挨打一定令我遭殃：我母亲的逻辑是，对于螟蛉之子，不能不教育；她的教育大抵也离不开棍棒之类的工具，但对于螟蛉之子使用棍棒教育，内心又难自安；于是，她总是连带着将自己亲生儿子的我也打一顿。母亲的表述是：要么不打，要打一打两个。这是母亲的逻辑，也是她的教育学。

　　不久我也上学了，这更加激发了我和“大鬼”之间的矛盾：他逃不了学了，而且我在这个小学复式班里还是干部，虽然比他小三岁，可天公地道地管着他呢！

　　好不容易挨到小学毕业，“大鬼”决计不再受上学之罪，硬生生地跟一个从公社建筑站到乡下来改灶的董师傅溜走了，他要去学瓦匠。父母亲没奈何，只好让他去当学徒。他自己置办了瓦刀、泥桶等，又买来铝饭盒，用于在工地或公社建筑站蒸饭。他央我用毛笔蘸着红油漆在饭盒上写上他的名字。我们小的时候一律以小名行，“朱寿银”三个字一出，我便意识到他从此有了成年人的身份，须叫他大名了。

　　寿银学徒迅速满师，在公社建筑站做了工人，还结交了几个很不错的朋友，包括后来成为建筑行业老板的永美，以及面容像演员一样清秀的成伯。对于他这些哥哥辈的朋友，我也一律叫他们的大名，免“哥哥”衔。

　　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在建筑行业的地位也有所攀升，人们都普遍叫他“朱师傅”，他所在的“业内人士”则称他为“老大”。进入中年之后我就一直称呼他“老大”。而他自己，也在关键的事务和时刻充任了家中长子庭中老大的角色。本世纪初，为了安顿父母，我们在公社所在地申请了宅基地，盖起了两层小楼，老大自然成了工程监理，每到关键环节，我都必须让他拿主意，做决定。老大的主持使得父母的小楼建得非常顺利。

　　后来，给父母治病、送终，每个环节都须老大主持，他成了我们家的主心骨。记得父亲临终前两日，祭祖仪式完备，我给父亲喂饭，父亲一开始尚能配合，但忽然上下颚停止了磕动，含着一口米饭的嘴停止了咀嚼，也不再回应我的任何呼唤。我一边从父亲嘴里掏出米饭，一边打电话让老大过来。老大骑着摩托车迅速过来，看了看父亲，安慰我说：没大事，这是逢到节刻，到这样的节刻重病的老父难免魂不守舍，过了这一刻就会缓解。老大的话让我感到莫大安慰，同时也令我心下感服。父亲两天后在万家祝福的除夕时分悄然离世，老大所说的节刻后会缓解并未出现，但在我惊慌失措的关头，他却能用这样的话语安慰我，缓解我的焦虑与惊恐，这的确是老大的行为和格局。

　　在闹疫情的那些年，老大染病在身，主要住在昆山侄女侄子那边治病。每次打电话，他都尽量抖擞着精神跟我说话，并且还向我描述孩子所住的院子里哪里是野猫的窝，哪里的花开得旺盛，等等。我知道，他都是在安慰我，让我宽心，因为他的主治医生是我的老友，早告诉我老大的病况不容乐观了。但老大就是老大的心胸和做派，自己身染沉疴，却反过来安慰他的弟弟。

　　过了不到一个月光景，老大走了，我想他一定很期待我叫他一声“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