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实习生 詹雯莉

　　图/受访者供图

　　7月9日，“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论坛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创刊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中山大学举行。《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彭玉平教授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

　　学报不仅仅是埋头搞学术，还得抬头看世界

　　羊城晚报：创刊70年来，《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发展情况大致是怎样的？

　　彭玉平：中大学报的品格除了有自主形成的之外，主要还是受到中大品格的影响；当然，也一定会受到中国主流学术思想的影响。梳理中大学报（及其前身）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两个特点：第一，主持学报工作的主编，尤其在早期，往往是资深的著名学者；第二，一流专家学者在中大学报发文章，是常态。早期名声如雷贯耳的大师，像陈寅恪、岑仲勉、商承祚、容庚，放在任何一所大学都是顶尖学者。中山大学学报因此而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陈寅恪发了 5篇文章，岑仲勉发了16篇文章。

　　中大学报得天时、地利、人和。中大学报始终坚守着学术的初心，一流的学术成果和时代最关切的问题，在中大学报上都能有所体现。虽然学报的主编不断更换，编辑队伍也在更替，但关注学术前沿、发表高水平研究成果、注重作者队伍的老中青结合、关注中国问题的国际化以及国际视野中的中国问题，始终是中大学报坚守的基本办刊路子。我们始终努力把传统保持下来，而且不断地巩固，再发扬光大。

　　曾在学报上发表论文的国际学者名单，相当可观。特别是在国际作者还没有大量进入到中国学术界的时候，中大学报就已经开始大量注重发表他们的文章了。尤其是像科大卫、王德威等国际影响比较大的学者，很早就在中大学报发表过英文文章。“立足中国、走向世界”这话不能只是说说而已，从我们每一期的文章、作者队伍的变化中，应该都能清楚地看到这些。

　　中山大学学报一路发展过来，地缘优势不可忽视。身处粤港澳大湾区，改革开放的前沿，学报首先必须考虑的，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学报不仅仅是埋头搞学术，还得抬头看世界，它需要两者的结合。

　　羊城晚报：中大学报在学术史的建设中起到怎样的作用？

　　彭玉平：一流的高质量杂志就应具备有引领创新的特质。就“创新”这一关键要素而言，学报凭借独特的地缘和学科优势，在学术领域发挥着引领作用。中大学报努力吸纳一流的学术研究成果，根据主编的学术优长，有重点地发展一些学术史当前的热点领域。

　　古文字与出土文献研究是我们国家现在非常重视的冷门绝学。容、商二老开创的古文字研究中心的起点就非常高，也一直保持在全国同学科的前沿水平，现在已经传到了第四代，从学术传统、学术理念到学术成果，中大学报就要予以梳理、呈现。

　　中山大学与学术史、中大学报与学术史的关系，见证了一部共和国学术史的发展源流，尤其是在构筑中国南方学术高地上，参与到学术史的发展，甚至是学术史的建构中。

　　羊城晚报：在学术介入社会、服务社会方面，中大学报发挥过怎样的作用？

　　彭玉平：我觉得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1941年抗战时期，中大创办《中山学报》，创刊之初就与建国方略紧密结合在一起，将学术问题与国家发展紧密联系。抗战的时候涉及建国问题，1949年以后涉及国家建设和发展问题。改革开放后，南粤大地是最早引入市场经济的热土，一些相应的社会问题、心理问题、法律问题，都在这个区域比较多地呈现出来。中山大学身处这个区域，这些问题都进入到研究的范围，学报的相关研究成果也比较多。近十多年来，新时代的文化学术更追求用学术讲好中国故事，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学术里的中外交流与文明互鉴、中外学术理念的碰撞、中外学术方法的互鉴，就成为了当代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中大学报投身其中，不仅紧跟时代，还引领时代，参与到中国的制度建设、未来发展的研究与想象中。

　　学报编辑可以“眼高手低”

　　羊城晚报：学报主编和学者身份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彭玉平：接过主编这个位置，我既觉得光荣，也有压力。学报的传统就摆在那里，可以说每一段历史都散发着光芒。到了我手上，首先必须保持光芒。但是时代在发展，把光芒守住还不够，还需要寻找新的光源，用新的光源映照更多的学术区域和更宽广深远的现实世界。

　　我近年来做的王国维和况周颐等晚清民国词学研究，是一个非常热门的领域。按照陈寅恪的“预流”观点来看，它不算“预流”，而是“回流”。“预流”就是根据当代的一线文献、最新的研究方法和理念，亲身参与到新兴领域的学术研究中，其中也包括对新研究方法的探索。而“回流”则是回到用传统的研究方法并以此来解决传统问题，进而推动学术史发展。

　　我认为，既不能以“预流”排斥“回流”，也不能以“回流”来排斥“预流”。大学的学术期刊，不是小小的同人杂志。我们中大办的是高水平综合性期刊，开放的眼界和基于学术与读者的包容性，必须成为基本的品格。

　　我自己做的学术就不时尚，没有去做“预流”的研究。更多是用传统方法去做传统学术研究，乐此不疲。原因在于，往往我们以为一些传统的学术研究已经被研究透了，但我的感觉并非如此，有些领域、有些人物，虽然知名度很高，但透明度很低。在堪称显学的王国维研究中，这种情况很突出。

　　我是在个人学术上坚守传统的人，但我在主编的位置上就注定不能是局限传统的人。虽然从个人研究来说，有时候我只能是心向往之，但作为编辑来说，可以“眼高手低”。一个学者，只要有自己的特点、有学术生命力、能坚守，而成果也证明了这种坚守的价值，我觉得就可以了；而对“预流”和“回流”这两种学术，学报始终持赞同、开放、欢迎的心态。

　　羊城晚报：如何看待学报论文在整个学术评价体系中的作用？

　　彭玉平：学报介入学术研究，建立学科体系，从而影响评价体系，这种关系如果构建得好，会是一个良性的循环。但评价体系还与社会认同、国家教育制度和学术制度的变化有关，很多情况下，理论研究与具体的实践之间有距离。理论与现实的关系，不是单线的，也不是复线的，而是各种关系的结合，有顺流与回流，有直线与曲线，有向上与向下，甚至有后退。在这种情况下，学报要有两方面的准备：第一，坚守初心，学术的水平和质量永远是学报追求的目标。第二，冷静反思，学报在这个时代往哪个方向去？

　　所以我想我们应该就是这两种心态的结合。

　　种好“三分地”，也要引入“优良品种”

　　羊城晚报：您在中大学报70周年特刊的《编后记》中提到“总结经验、找到短板、打开思路、再赴未来”。对于中大学报而言，有什么需要补足的短板？

　　彭玉平：一份学报的优长跟短板，就如一所大学，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学报和学校都会有某些方面的特长和优势，中山大学学报，当然不可能忽略“中山大学”四个字。

　　做学报的人，首先要研究自己大学的学科传统优势在哪里，并主动对接，通过学报的平台尽量整体地呈现出来。然而，如果学报只关注于本校的某几个优势方面学科显然是不够的，更要放眼全国。

　　比如说我们的戏曲学科有很深厚的历史，我们也刊发了不少相关的研究成果。但据我所知，山西大学、上海戏剧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戏曲研究也做得不错；中大当之无愧是文体学研究的重镇，但北大、北师大也研究得不错，所以我们就会把他们的文体研究成果同样收入进来。至于我们的弱势学科，当然就更要眼光向外，胳膊肘向外拐了。

　　这样，中大的优势和全国的优势，就整合成了一种强大的学科力量。我们要种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也要引入其他的优良品种，关注更大更广的学术世界，提升扩大我们的研究类型和研究境界。

　　一所大学的学报，如果只关注本校学者的成果，肯定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学术重大问题、学科新的生长点等，可能遍布于众多高校，一所重点高校的学报，当然应该是有全国气象的。

　　羊城晚报：现在的青年学者，在学报和整个评价体系内发表成果，还难吗？

　　彭玉平：现在的青年学者比20年前的青年学者所面临的发表困境要大得多。为什么？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就是期刊分类分级可能是一个重要因素。分类分级的初衷应该也是良好的，但在具体实施中，会带来许多价值观的变化，这可能是分类分级部门始料未及的。

　　分类的目的本来是加强对期刊的考核，但是无形中也带来了学术成果评价体系的改变。导致了评价学术成果的导向比较单方向、相对狭窄。

　　在各顶刊、A刊、C刊，出现投稿量拥堵的现象时，而其它刊物，稿源相对不足，水平上不去。

　　名家盯着顶刊投稿，他们的研究能力、学术判断力可能比青年学者强一些，当然这也是相对的。而一些期刊杂志也有名人效应，优先发表名家稿件，从期刊的角度是可以部分理解的，因为他们也有他们的生存困境和生存哲学。

　　但如果“前浪”长期地占据学术期刊，“后浪”就没有了空间。而一旦“前浪”退出学术界，“后浪”接不上，就会出现断层。

　　中大学报从来没有冷落青年学者人才，但是青年学者在起步阶段，学术方向如果出现偏差，很可能影响到他们以后更好的发展，所以，我们对青年学者的成果要求的确会更高一点，因为他们的学术还在塑造过程中。期刊是发表学术成果的，不说“前浪”“后浪”，高水平的成果永远是期刊最期待的。

　　我们给青年学者留下空间，就是给学术史留下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