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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红明 上海《收获》杂志副主编 |
上海乌鲁木齐南路178号3号楼，著名翻译家草婴的书房就在这里。他毕生收藏的书籍，一张书桌，绿罩子的老式台灯，桌子上方的墙上，是黑白的草婴先生伏案工作的大照片，仿佛他仍旧在那里反复揣摩推敲。 2002年《收获》开设了“人生采访”专栏，有一期是关于草婴先生的。他写了一篇《我为什么翻译》的文章，同为翻译家的高莽为他写了一篇印象记。 草婴先生曾经解释自己的笔名说：“草——是最普通的植物，遍地皆是，我想自己就是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子民。”但这位普普通通的子民，一生却做了绝对不同寻常的大事，他独自完成列夫·托尔斯泰十二卷集和米·肖洛霍夫三卷的译文。 人道主义，是草婴讲述他的人生时，经常提到的。因为父亲是位西医，抗战前在宁波铁路医院工作，他从小就深受父亲的人道主义精神影响。1937年12月，抗战中，他们举家从宁波避难上海，那时他14岁，满怀忧国忧民和追求真理的朦胧愿望，草婴决心学习俄语。但当时国内一本俄汉字典也没有，他找到的俄侨教师收费很高，每小时一个银元。他就决定每周上课一次，从家里每个月给他的五元生活费里拿出四元来作学费。可见少年的他，那种决断力和毅力。 草婴写到，自己走上翻译道路，是认识了精通俄文的地下党姜椿芳，当时地下党同苏联塔斯社合作，1941年8月20日在上海创办《时代》周刊，专门报导苏德战讯，姜椿芳就让草婴给《时代》翻译稿件。草婴就白天在中学读书，晚上和星期日偷偷在家里翻译。1945年5月草婴正式到塔斯社上海分社工作。 在谈到为什么走上翻译道路的时候，草婴反复讲述的是，托尔斯泰和肖洛霍夫的作品里，人道主义的光芒给他的影响，甚至，超越了精神世界，给他肉体坚韧的支持力量。 俄苏文学，曾经给予一代作家的精神与写作醇厚的深远的滋养。而作为“摆渡人”，草婴先生说：“我认为一部好的文学翻译作品应该是译文读者的感受相当于原文读者读后的感受。”“托翁写作《战争与和平》时，前后用了六年的时间，修改了七遍。译者怎么也得读上十遍二十遍吧?” 只要人类，还不是以一种语言交流，摆渡人，就永远起着重要的沟通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