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南下广州是被革命气息所吸引

　　咸立强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羊城晚报：在您看来，是何种因素促成郭沫若南下广州，当时的广州对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文化名人有着何种吸引力？

　　咸立强：如鲁迅所说，革命刚起来的时候是没有革命文学的，革命失败之后才有革命文学。郭沫若之所以选择广州，不是为了追求文学上的理想，而是为了追求革命的理想。郭沫若到广东大学教书，绝不只是为了谋得一份教职。

　　孙中山创办了两所革命的学校：黄埔军校和广东大学，都带有浓郁的革命气息。郭沫若南下教书，是被学校的革命气息所吸引。

　　就像他在《我来广东的志望》中所说，“我们要革新中国的文化，也非在国民革命的空气中所酝酿的珠江文化不能为力”，他来广州是想开创一番革命事业的。

　　羊城晚报：有人认为南下广州对郭沫若来说是其思想转变的关键一环，在您看来，这段经历对郭沫若的学术思想、文学创作带来了哪些影响？

　　咸立强：影响肯定是有的，在我看来，广州之行之于郭沫若思想转变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便是他从对文学理想的追求转向了革命理想的追求。南下广州之前，郭沫若自己说已经转向了马克思主义，但主要从事的还是文学活动，追求的是文学上的理想，当时他也在和郁达夫、周全平等人筹建创造社出版部。

　　其次，郭沫若在广东大学任职的几个月，很可能让他发现了自己的从政才华。此前，郭沫若并无从事管理工作的经验，此后则在政界开始有所作为。从浪漫的文人转向实际的政务工作，这里面的思想转变，关键也就是广州之行。而且这段时间积累下的人缘一直延续到他抗战乃至新中国成立，广州时期对于郭沫若来说非常重要。

　　羊城晚报：郭沫若的南下给广东左翼文学的发展乃至整个广东文坛带来了哪些影响？

　　咸立强：郭沫若对广东革命文学、左翼文学的影响应该还是比较深远的，他的《女神》等具有强烈反抗精神的文学创作一直都是进步青年的精神食粮。随着《洪水》半月刊在广州的畅销，郭沫若讨论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更影响到大批的进步青年。

　　但是，郭沫若在广东大学任教时，先是忙于教务改革，随后参加北伐，没有多少文学创作发表。其实，就像《广州民国日报》所报道的，郭沫若、郁达夫等创造社同人的到来就意味着一种革命的氛围在逐渐形成，文艺青年受到这种氛围的影响自然而然就会向革命、向左翼文学发展，这不是写作层面的直接指导，而是思想上的引导。

　　左翼作家草明回忆说自己走上革命文学的道路就是受到了郭沫若等人的影响。洪灵菲、戴平万等广东左翼作家，从创作而言，也应该是受到了郭沫若等创造社同人文学创作的一些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