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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天骥新书《唐诗三百年——诗人及其诗歌创作》近日出版，通过解读唐代32位诗人的35首代表性作品，呈现了有唐一代诗歌精华风貌。 该书可谓黄天骥教授从教六十余年来诗歌创作与研究的结晶。黄天骥教授幼承家学，后又从詹安泰、黄海章等前辈学习诗词，在教学研究生涯中，虽然以戏曲为主，但也长期讲授诗词，并出版过《黄天骥诗词曲十讲》《诗词创作发凡》《冷暖室别集》等。 日前，黄天骥老师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 不能脱离时代背景研究古典文学 羊城晚报：《唐诗三百年》的写作缘起是什么？为何是“三百年”而非“三百首”？ 黄天骥：这本书其实并非出于一个宏大的写作计划，只是从偶然的单篇文章开始的。2019年初退休后，我住在校外，当时在做一个戏曲的题目，研究了一半因为资料欠缺暂时搁置了，一些学生就说让我写一些关于唐诗的短文章。 1956年，我从中山大学毕业并留校任教，主要方向是古代戏曲，但也一直从事古代文学史的教研工作，所以写唐诗对我来说也算熟悉。 一开始写的时候并没有按照年代给诗人排序，后来成书的时候才发现把作家的年代排下来，可以看出唐诗三百年走过的历程，其实这也跟我研究诗词一向的思想有关：对任何一篇诗词或者一个诗人的评价，都不能脱离所在的时代背景。因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个人情感的抒发跟时代有着密切的联系。 所以我总要求自己做古典文学研究的时候，不能只看树木不看森林，也不能离开森林去看一棵树木。唯有如此才能准确理解每一篇作品真正的意义和技巧。 羊城晚报：《唐诗三百年》和市面上众多此类出版物有何不同？ 黄天骥：现在赏析唐诗，很多人都会把诗歌中的某种精神抽象出来，比如李白诗中表现出来战胜困难的自豪，然后让大家从诗中找到学习的力量，或者单独抽出来某个词进行赏析，我觉得文艺作品不能这样解读，这是非常机械的教条主义式的做法。 如果说我这本书有什么不同，可能就是我不仅要写唐诗如何好，更要说明好在哪里、怎么写出来的。从古代到现在，很多人赏析古诗词往往停留在“如何如何好”，金圣叹评点式，缺乏文学理论层面的分析。我不敢说我自己写得就有多好，但是如果能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对同一首诗的理解，我觉得就够了。 羊城晚报：这么多年游历唐朝诗人及其诗歌精神世界，有何感触？ 黄天骥：小时候读唐诗根本读不懂，就是背诵。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都是我祖父叫我背唐诗，但是记忆力很好，《长恨歌》等都能背得烂熟。 在人生不同的阶段读唐诗感受都会不一样。比如唐诗中最常见的《登鹳雀楼》，字面上看谁都明白，所以很多人把这首诗当成风景诗来看，气势宏大，视野开阔，我小的时候就是这样理解的，但是现在完全不这样看，这首诗根本就不是风景诗，而是一首哲理诗，只是借着风景来写。 一个经典的文本，在不同年龄阶段理解是不同的。就像一个外国的汉学家所说，每过20年《西厢记》就应该重新研究一遍，我觉得这个道理是对的。如果一个作品像一张白纸一样明白清晰，那可能是蹩脚的作品；好的作品往往会给人以神秘感，这才有味道，才会耐人寻味。 再也没有第二个李白、杜甫 羊城晚报：在新书中，您不止一次提到了诗人对个人价值的认知，您对唐代诗人对人之价值的认知如何评价？ 黄天骥：我觉得中国古代诗词一个很重要的价值，就是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都力图要表现出人的价值。比如常见被贬之后写诗发牢骚，其实就是肯定自己的价值，我这么有才能为什么不重用我？为什么这个社会让我无法发挥自己的才能，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这个牢骚其实就是对个人理想价值的一种追求，唐诗里面就有很多这样的作品。 李白、杜甫都有着强烈的个体意识，个性很强，这也是他们能写出如此伟大的诗歌的原因之一。像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鲜明表达了他个人的意志。诗人如果没有这种意识，不注重个人的存在价值，就很难写出好的作品，写的可能是沦为口号式的作品。 羊城晚报：您觉得唐诗取得如此辉煌成就的原因是什么？ 黄天骥：两个方面。从社会来看，如果一个社会是开放的，它的文艺作品、文艺思想、对现实的批判和感受往往是放得开、写得深的，而唐代就是这么一个时代。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唐代是最开放的社会，而且神奇的是，唐代越艰难的时候越开放，像安史之乱时期，经济大破坏，人民生活非常痛苦，但是当时的社会能够接受各种不同的文化，开放到连当朝的皇帝都可以批评。从艺术技巧来看，唐代刚好接受了近体诗的写法，既注重语言的韵，也注意平仄的安排，也就是音节的对立统一。这也是诗歌发展到非常成熟的时候才会出现，开放的社会叠加艺术本身的突破，造就了唐诗在中国文学史上不可逾越的地位，再也没有第二个李白、杜甫了。 羊城晚报：对当下的文学创作有何启示？ 黄天骥：要从个人视角去看时代，而不是为了写时代而创作。当你从个人视角出发，也不用担心有没有呈现时代，因为一个人的遭遇、情感、感受都是无法脱离时代的，所以写出来的作品自然能表现出时代的精神。到底什么是时代精神，说起来就很广了，不是几句话能概括的，但是能够把那个时代人民普遍的愿望、情感表达出来，就是好的诗歌。 继承传统文化勿忘“优良”二字 羊城晚报：您在研究古代文学时会受到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吗？ 黄天骥：会的。中国文学理论的核心是“我注六经，六经注我”，评论家同时是读者，既要把古人的经典说清楚，也可以从主观的方面去阐释经典，为我所用，这是中国传统的文献注释方法。我的老师詹安泰先生曾下定决心“三年不读线装书”，大量地研读政治和文艺理论著作，一心想提高理论水平，加强对中国古代文学发展规律的研究，改变“评点式”的鉴赏方法，这对从旧时代过来的文史研究工作者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当时读的那些文学理论，虽然有的比较教条主义，但是有一点很重要，训练了我们的逻辑思维。 但是也不能盲目使用西方文学理论，比如符号学，某一个形象出来后，经过共同认可变成一种概念性的东西，就是符号，每个民族都有，中国也有。我们不把这作为分析文学的主要手段，因为中国文学理论不会把整篇作品都看成是一个符号的表达，这是中西方文学理论重要区别之一。 羊城晚报：学习、研究古代诗词有什么现实意义？ 黄天骥：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要进一步认识到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和伟大意义，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心，这在当下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现在，西方文明值得我们学习，但也不能忘了中国的古代文明，我们有自己一套行之有效的社会标准、社会规范，文学上也有一套表现人物性格、感情的方法，如果不继承下来，慢慢淡化，将来怎么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具体到古代诗词，语言凝练，有韵味，尤其旧体诗基础好的作家，像鲁迅、郁达夫、汪曾祺等，他们写的散文、小说就不一样，那种诗的韵味游走在字里行间，余味无穷。 羊城晚报：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与发展也面临一些难题和挑战。 黄天骥：这个问题现在恐怕难以解决。其实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追求和兴奋点，这是必然的，这样才会进化，所以过去的人对古代诗词记得比较多，现在的人只记得一部分，这是自然的。语言环境、社会环境都变了，对古代文学的态度也会发生变化。所以不一定要强求，顺其自然即可，我们做研究的告诉大家什么是好的，然后感兴趣的人自觉去学习就可以了。不过在继承的时候，千万别忘了“优良”二字，传统文化里也有不少糟粕，不是什么都要继承。要学会甄别和筛选，哪怕是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也并非全都是优秀的作品。 羊城晚报：现在很多家长学前教育都是让孩子背唐诗，您有什么建议？ 黄天骥：小孩子背诵唐诗可以不求甚解，而且也没一开始就深刻理解的必要。你先背下来，再慢慢琢磨，这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太早告诉小孩子诗歌背后的意义，给他定了一个框框反而不妥。我知道现在中小学课本中的古代文学作品多了，要求孩子们背诵，这是好事，可以培养对古诗词的审美和语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