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一大召开时广东团员占全国十分之一

　　曾锦华  原广东省青少年事业研究与发展中心主任

　　羊城晚报：上世纪初广东的社会文化环境对社会主义共青团的发展壮大起到了何种作用？

　　曾锦华：当时广东的报刊事业规模很大，甚至超过了北京和上海。广东的先进分子是最早认识马克思，接触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群体之一。

　　早在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8号发表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中就提到：“麦喀士（即马克思），日耳曼国社会主义之泰斗也。”1906年，朱执信在《民报》第2号上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及《共产党宣言》等著作要点。这是在中国第一次介绍马、恩的重要著作。

　　五四运动之后，广州许多报刊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与此同时，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主办的《新青年》等刊物“像潮水般涌到广州”。共产党的早期出版机关——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全书》等也大量传入广州。

　　1922年2月26日，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青年周刊》创刊并公开发行。随之，青年剧社、讲演队等组织也陆续成立。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广东青年运动的发展壮大。

　　羊城晚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最终选择在广州召开，这是偶然因素促成的吗？

　　曾锦华：在20世纪初叶的中国，召开一次全国性的代表大会，需要适合的社会环境、经济环境、政治环境等。

　　就社会环境来说，当时广东比较“自由”。早在1921年，《广东群报》就发表评论：“广东政治终比北京政治清明”。当时广东深受孙中山先生民主思想影响，革命形势迅速发展。20世纪初叶的广州，群众集会、结社活动光明正大。

　　经济上，民国时期广东外贸总量仅次于上海，居国内第二位。政治环境方面，广东更是有着深厚的基础。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中国无产阶级队伍逐步壮大。

　　当时广东党的组织、青年团组织建设方面也有很大优势。“团一大”召开时，广东的团员有500多人，占全国十分之一；团组织有五个，占全国近三分之一。1920年陈独秀亲赴广州帮助建立党组织、支持组建青年团。更为重要的是，以谭平山为代表的中共广东支部和青年团以敏锐的洞察力，敢于上谏，勇于承担，在敏感时候正确判断，起到关键作用。

　　羊城晚报：在当下，中国共青团该如何更好发挥其作用？

　　曾锦华：当代青年工作的根本大事，是要着力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为中国共产党源源不断注入新鲜血液，保证党的事业薪火相传、后继有人。

　　说到具体工作，我认为有两个方面，一是“向下引导”，走入青年群体中，发挥组织的优势，了解当代青年的思想状况以及生活状况，及时提供帮助；同时发挥青年团体之间的互补作用，让各种青年企业家协会等互通有无，发挥效应。二是“向上呼吁”，尤其是基层的共青团组织，有责任收集青年的需求和呼声，积极向上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