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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现场，从左至右依次是高旭、冯娜、唐诗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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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旦手稿《冬》 |
文/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西南联大时期的现代主义诗歌在上世纪40年代乃至中国新诗史上都占有重要的一环。近日，“抒情的复调——西南联大现代主义诗群的抒情诗学”学术讲座在线上举行，来自暨南大学文学院的唐诗人副教授和诗人冯娜，与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的博士后高旭就“抒情的现代性”“诗歌的个人史与时代史”“诗歌如何介入历史”等主题进行了深入对谈。 高旭：新的时代是需要新的情感 二十世纪40年代的昆明，一批诗人如穆旦、杜运燮、袁可嘉等积极介入现实，以诗歌回应战争经验。诗人选择现代主义的技巧和方式，首先是因为全面抗战的爆发带来了私人经验的公共化，也使得诗歌与现实的关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 正如陈残云在1939年发表的《抒情的时代性》一文里所强调的那样，“新的时代是需要新的情感”，因此，诗人们普遍面临一个抒情范式与抒情策略的改变。其次，汉语新诗“纯诗化”的内在发展脉络，也要求诗人们不再沉溺于个体情绪的直接宣泄，而更多采取知性的方式来沉淀情感。 这一时期的创作，明显受到了西方现代主义诗人如W·H奥登、T·S艾略特、保罗·瓦雷里、里尔克等人的直接影响。另一方面，西南联大现代主义诗人的创作，也积极接纳了传统诗学中的理论资源，体现出了强烈的本土性。四十年代西南联大诗歌群的写作实践，就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在本土与西方之间寻找一个有益的平衡。 西南联大现代主义诗群的抒情风格，较之三十年代有了显著的变化，这体现在抒情主体的变迁、抒情意象的反叛和抒情策略的变化三个方面。具体来说，这一诗人群体的抒情主体，不再是个体的“我”而呈现出复杂的多重身份的“我”，也就是“抒情的复调”。 同时，抒情意象也有了变化，诗人们善于将抽象的哲理熔铸为具体的象征意象。在抒情的方式上，诗歌不再是个体情绪的表达，而是与现实有着紧密的关联。比如穆旦的诗歌《防空洞里的抒情诗》，使用了大量与战争息息相关的词语，在反讽的语调中，形成修辞的陌生化，也体现了穆旦所说的“新的抒情”。 唐诗人：把握一个时代的精神史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现代主义诗歌的本土化很大程度上是在二十世纪40年代完成的。尤其穆旦的出现，直接提升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成熟度，甚至到达了一个顶峰。为什么会在战争年代成熟？ 通常而言，战争年代需要最直接表达抗争精神的战争文学。而现代主义诗歌是既晦涩又悲观，这种风格如何会在“救亡”为主题的时代盛行？穆旦等人的诗歌既纪实、也抒情，纪的是战争时代血腥残酷的社会现实，抒的是愤怒之情、哀痛之情。不管是杜甫的“诗史”传统，还是西方现代主义诗学理念，都是对现实的深层次关注，是对底层人民悲惨遭遇的悲悯与同情，以及对暴力、战争等各种压迫的愤怒与反抗。 这些融合着悲悯和反抗的情感如何在一首诗里融合？穆旦等诗人选择的现代主义诗学方法，像客观化、复调化等等，都是为了更好地抒发自己内心深处的情绪和想法，这些情绪有愤怒有悲恸，也有无力感、绝望感，而以这样的状态所抒写的诗歌，往往也蕴含了最深的反抗性和批判性。我们回顾西南联大阶段的文学和诗歌，不仅是看当时的诗人有怎样的时代观点，更是通过了解他们的表达方式，来把握一个时代的精神史。 冯娜：诗比历史更普遍，更真实 西南联大诗群是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的诗人群体，这批诗人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诗学修养和文化视野。历史选择了这样一代人在家国存亡之际、在战争和迁徙之中，直面了时代的疮痍和剧变。 在西南联大诗群的诗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在现实的重负下、在“严重的时刻”，诗人何为、诗歌何为。 任何一个时代，诗人都要面临如何思考和处理自己与时代的关系问题，并试图回答现实向他们提出的种种疑难。个体性的书写与公共性的经验怎样得以贯通，从而实现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诗比历史更普遍，更真实”，是一个诗人始终要面对的核心问题。 穆旦的《森林之魅》、卞之琳的《慰劳信集》、杜运燮的《晚稻集》等文本都是这代诗人以最直接的现实经历、生命体验所凝结的他们的心神。他们创作实践不仅是诗学内部的探索，更是一种历史的存证。 每个人都无法逃避时代的际遇和公共处境，正如当下我们身处疫情，人类共同命运的体验从未如此深刻地链接了当代人；同时也强烈冲击着沉溺于个体情绪中的人们，正如米沃什曾言，“我从未离开人群，悲伤与遗憾联结着我们”。在人类共同的困境中，诗人和作家如何写出一种普遍的存在，是一个永远不会过时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