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想武汉了

　　□唐翼明

　　台北连日阴雨，今天竟放晴了。连心情也放晴了，再过几个钟头，就要离开台北回武汉了。你很惊讶地发现，对于离台返汉竟然有一种急切盼望之感。自己都不免纳闷，怎么才待了半个月就厌倦了，你好歹在这个城市住了二十来年啊。可你真的有点厌倦了。

　　这次回台北，真正非办不可的事是四件：口试、看病、扫墓、报税。你指导的一个博士生（退休前收的）论文写完了，必须在六月以前完成答辩，作为指导教师当然得参加。顺便看病拿药，高血压是不能停药的，在台湾有健保。父亲今年冥诞百岁，父母坟茔在台北郊外，心里一直挂着这事。台湾交税在五月，这事也得办。

　　其实从台湾的大学退休定居武汉以来，每年都还要回台北两次，无非也就是办这几件事。自从父母先后过世，在台湾已无必探之亲，朋友熟人虽不少，然而非访不快的人也几乎没有了。

　　不得不承认，虽然在台湾整整待了十八年，其实并没有真正融进这个社会。你活动的范围基本上都在学术圏，每天来往的地方无非就是家里、学校，顶多加上医院，别的地方是很少去的。来台湾的时候已经四十八岁，头上又顶着教授的头衔，所以只好跟同样是教授的人打交道，点点头，握握手，唐教授，李教授，一团和气，即使天天见面，交情也不到三分。别人肯定有各种各样亲密的小圈圈，小学同学，中学同学，大学同学，街坊邻里，三亲六眷。你不在台湾长大，自然不属于这些圈圈，即便后来想进去也来不及了。何况你又是个书呆子，连麻将都不会打，所以哪怕想交几个酒肉朋友都没人看得上你。你从大陆来，说话的腔调、神气、用词甚至造句的方式，都跟他们有些不同，即使不敏感的人也会敏感得到。幸而你父母在台湾，父亲是名人，你又不是直接从大陆来，头上还戴着一顶美国的博士帽，这些多少洗去了一些异类的色彩。

　　什么是真正的朋友？很难定义。唐朝的魏徵不是诗人，但他有两句诗你很喜欢：“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魏徵的诗是言志的，但用来讲朋友，也很中肯。人之相交贵在意气相投，功名之类的社会因素，考虑得越少越好。但人是社会的动物，有人甚至说，人的本质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交友要完全不考虑社会的因素，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人之交友，如果把这些看得很重，换句话说，即功利心很重，要交到知心的朋友，纯粹的朋友，恐怕不容易。以功利心交的朋友，不是“势交”，就是“利交”，势交之友，势衰则去，利交之友，利尽则散。

　　少年时代你读古书，看古人盛称 “布衣之交”“贫贱之交”“总角之交”，虽然也懂其意，但体会是很浅薄的。现在就明白了，这种交情之所以可贵，就是因为没有掺杂什么功利心。所以现代社会最可贵的朋友往往是学生时代的朋友，那个时候大家都是“布衣”，既没有出名，也没有当官，谈得来无非就是意气相投，而没有多少功利的考虑。以后各自奋斗，历经沧桑，虽地位有高有低，名气有大有小，家产有厚有薄，但只要为人没有大瑕疵，那友情便可历久弥新，即使多年不见，一见也毫无生疏隔阂之感，跟名利场中的点头之交、势利之交完全是不一样的境界。

　　常常有人问你，为什么不留在台湾，为什么不去美国，为什么在武汉定居？这些人多半不大了解你的经历，他们不知道你十五岁就到了武汉，你在武汉念的高中，你在武汉考大学而以状元落榜，你在武汉开始教书生涯，你在武汉经历“文革”，你在武汉结婚生子，你在武汉考上研究生……最重要的是，你有一群朋友和你一路走来，披风戴雨，不离不弃。

　　武汉有你的家，武汉有你的朋友。武汉是你的宿命，台北则不是。你的归心似箭，不是台北不好，是你太想武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