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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画报》封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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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剑父《雨中飞行》 1932年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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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湘滢 |
文字整理/陈烨 日前，“艺耀大湾——20世纪广东中国画的现代化转型及其传播”系列讲座在广州美术学院举办。该系列由广东省科技厅“海外名师”项目支持、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主办，邀请来自中国内地及香港、澳门等多地学者，探讨近代广东中国画发展及海内外传播等学术专题开讲。 羊城晚报就此特邀系列讲座召集人、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助理研究员陈烨，为香港艺术馆一级助理馆长刘湘滢主讲的《高剑父的市场推广艺术》整理文稿，以飨读者。 调和“传统派” 高剑父很早就意识到，通过出版能让更多的观众接触到原本只属于小众的艺术，并以此宣传自己的公众形象。他把媒体视为向公众传递信息、建立和维护自身公众形象的工具。 1928年创立的《非非画报》，被认为是广东国画研究会香港分会成员推广传统绘画的杂志，以提倡艺术、宣传文化、保存国粹为主要目的。虽然在1925年到1926年之间，传统派和改革派之间发生激烈争论，但高剑父与传统派画家的交流从没停止过。 高剑父是《非非画报》美术部的成员，尽管当时他的绘画仍带有西方和日本影响，但为了让自己的画在《非非画报》中发表，或许也为了避免受到传统派进一步的批评，高剑父调整了画风以适应编辑、美术部同寅的口味，如发表在画报第一期的《松》、第五期的《黄花岗畔的黄花》、第十期的《残荷》等。高剑父还把收藏的古画交给《非非画报》刊登，向大众展示作为古画鉴赏家、收藏家的另一层身份，进一步树立传统主义的形象。 “革命艺术家” 1918年，高剑父离开上海，但为了继续保持在上海的影响力和声誉，他还在广东企业家伍联德创立的《良友》杂志上发表作品。1927年，第14期的《良友》有一专页介绍高剑父，里面登了一篇录自“国民新闻”副刊“国花”的传记，将高剑父描绘为一名革命艺术家——他“意识到千年不变的传统绘画终将走向衰败，因此以艺术革命为己任”；为寻找改革艺术的途径，他前往日本学习西方绘画、雕塑和美学。专页内还有一张高剑父身穿西服、打领带的照片，进一步向读者强化了他作为西化画家的形象。除了他的艺术生涯，高剑父还用了大篇幅列举他在参加革命中的经历，并强调自己是孙中山的追随者，以此在自己的艺术与政治革命之间建立联系，将他作为革命艺术家和艺术改革的领导者的主张合理化。 除了传记，《良友》还发表了三张高剑父自己挑选的画《水驿城山》《万壑松风》《啸虎》，进一步把自己塑造成一位折衷中西，并决意改造中国画的革命艺术家，这与他在前面《非非画报》中传统派的形象截然不同。 倡导艺术救国 此外，高剑父的作品还广泛发表在天津的《北洋画报》上。《北洋画报》的创办人冯武越是广东人，1932年在返粤途中经叶恭绰介绍认识了高奇峰、高剑父。1932年10月11日出版的该画报，整期都是围绕高剑父展开的内容。本来和那个时期的许多画报一样，每期《北洋画报》的封面通常都是美女的照片或肖像。然而，这期的封面是高剑父的肖像：他穿着西装，戴着圆眼镜，头发后梳，下面注明为“西游宣扬文化之岭南名画家”。 北洋画报社主编吴隼（1902-1961年）用笔名“秋尘”写序，以“上马杀贼；下马绘画”为题介绍高剑父为“革命画家”。他还写道，高剑父与其他跟社会脱节、作品中经常表现出宗派偏见的艺术家不同，他漂洋过海寻找新奇和宏大的风景，在作品中融合了各种艺术风格。在吴隼的笔下，唯有高剑父的作品才能称得上是“新兴的国画”和“时代的作品”。 画报的第一页围绕高剑父的印度之行，刊登了他在印度拍摄的喜马拉雅山照片、他在印度的活动及广州举办庆祝他回国活动的照片等。第二页以“一人”的文章《岭南画家高剑父传》为开端，强调了高剑父的“革命力”。同页还有一幅1925年为响应孙中山“航空救国”的口号而画，以飞机题材创作的《雨中飞行》，契合了《良友》创办人冯武越的艺术救国观念。另一幅《病虎》进一步传达了高剑父作为艺术救国口号倡导者的一个形象。 高剑父通过挑选刊登作品表现了他的政治意识以及救国的决心，也通过战略性地向《北洋画报》提供图像，成功地塑造了可通过作品拯救国家于危机之中的革命艺术家的形象。 巧借媒体宣传 1920-1930年代，往往被视为高剑父艺术历程中一个比较复杂的阶段，他的作品引起了广东传统主义者的批评，与此同时他又通过媒体将自己的名气从广东地区传播到上海、天津等北方城市。他会主动与期刊编辑会面，并提交自己作品的图像以期在画报中发表。更多的时候，他把剪报和文章发给报社，通过中间人见报。 在《非非画报》中，由于广州传统派和改革派之间的争论，高剑父将自己呈现为一个珍视传统的传统派。但在《良友》《北洋画报》等倡导改革国画的画报中，他将自己从日本学来的西画技法融入中国画中，塑造了改革国画的革命艺术家形象。这些画报和报纸揭示了高剑父在传统主义者和改革者之间的自觉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