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傻子精神”修订《鲁迅全集》

　　□陈漱渝

　　替编注《鲁迅全集》“减负”

　　1936年至今，《鲁迅全集》前后居然修订了快一个世纪，这在世界出版史上十分罕见。

　　如果说，2005年版的《鲁迅全集》有什么优点，那是因为此前的38年版、58年版、81年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前辈们为此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智慧，每一版都是中国出版史上的辉煌一页。不过每一版也都有每一版的不足。比如，38年版未收日记、书信，也没有注释，缺失的鲁迅作品很多；创作跟译文兼收，篇幅大，定价高，不适合一般读者需求。58年版增添了5800多条注释，这是一个创举，但仍未收日记。收录书信时以“择取较有意义的”为名，砍掉了1000多封书信，反映出当年文坛宗派主义的严重。81年版增加了205篇佚文，1100多封书信，校改了1000多余文字，又新编了鲁迅《古籍序跋集》和《译文序跋集》。主要缺点是注释留下“左”的痕迹太多，对涉及的一些人物扣上了不一定恰当的帽子。

　　2005年版的销售量好像低于81年版，这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但这个版本增补了24篇佚文，18封佚信，1500多条注释，又校订了1000多处文字。此外，还增加了68封《两地书》原信，以及鲁迅答增田涉问集件。我在1995年9月8日和2001年6月12日的两次学术会议上，都对《鲁迅全集》的注释提了一个意见，那就是注释的目的是让读者了解鲁迅著作的本义，相当于古代的注疏，而不要离开文本发表注释者本人的价值判断，特别是不要对鲁迅作品涉及的4100多个历史人物一一作出全面评价，扣上政治帽子。我把这种做法称为替编注《鲁迅全集》“减负”。现在2005年版的注释成为了学术性的注释，这应该是广大读者都能感受到的。

　　当然，从2005年到现在有17年了，又发现2005年版的文本和注释中仍有少量讹误，也发现了约十来件佚文书信。2005年版日文书信的译文，我请日本学者藤井省三看过，他说错误不少。这是从译者开始一直留下来的。本着有错即改、精益求精的态度，进一步修订《鲁迅全集》是必要的。如果能搞出一个更加完善的2026年版，那将是对鲁迅逝世90周年的一个献礼，也将再创出版史上的又一辉煌！

　　我建议这次修订仍以鲁迅自编文集的出版时间为序编排，再补充集外佚文、书信、日记等。修订2005年版《鲁迅全集》应秉持“精准修订”原则。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不宜作颠覆性的变动。微调，包括增补内容，修订注释和校勘文字三个方面。

　　增补佚文宁缺毋滥

　　吸取过去的教训，增补佚文要特别慎重。1946年10月，上海出版公司出版了唐弢编的《鲁迅全集补遗》，这种辑佚工作当然价值可贵。但书中收录了《百草书屋札记》和《艺文杂话》，这两篇文章是许广平提供的，而将这两文寄给许广平的那位“热心读者”正是文痞史天行（即史济行）。这本书印刷八次，共12500册，产生了不良影响。1952年3月，上海出版公司又出版了唐弢编的《鲁迅全集补遗续编》，共收佚文104篇。冯雪峰同年3月12日致王士菁的信中写道：“唐弢编的《补遗续编》粗粗翻了一遍，错误和不妥的地方，的确太多了。我同意你们所指出的三个方面，但错误则自然还有很多未指出的。”可见冯雪峰对收录佚文的标准很严。存争议的文字，当然不能收入《鲁迅全集》，宁缺毋滥。

　　注释是《鲁迅全集》的华彩部分，但这种注释涉及的知识面太广，带有百科全书性质，我们比不上狄德罗、伏尔泰这些学者，难免百密一疏。对于注释的修订，我有两条建议。一是非必要不增设词条。对于应注而限于当年条件注不出来的可以补注，如相关人物的卒年。查阅一般工具书就能解决的问题则不注。二是对现有词条逐一予以重审，力争有错必纠。

　　还需要强调，校勘鲁迅著作应该将其视为历史文献，力争恢复或逼近历史原貌，绝对不可以按照目前的行文规范或标点规范来改订鲁迅文本。比如，鲁迅文字长短句交错，惯于多用逗号，我们不能按照今天的标点规范一一改为顿号。鲁迅使用的异体字、古字，也不能规范为简体字，正如不能把甲骨文都规范为简化字一样。

　　正如营造文化大厦缺少不了添砖瓦的泥水匠一样，鲁迅说过，世界由愚人造成，聪明人不能支撑整个世界。所以，修订《鲁迅全集》离不开鲁迅倡导的这种傻子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