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省城

　　□刘荒田[美国]

　　

　　深秋的午后，一位在广州住了三十多年的乡亲领着我和妻子闲逛。我说我要去大德路，因为20世纪60、70年代，我从乡下来这里，必投奔其中一栋铺子三楼的一个房间，那里住着我叔父一家。旧广州的微观，于我就是这极普通的一隅。去国大半生，叔父早已去世，婶母和她的女儿一家搬进东校场附近的新公寓，可是我常常想起大德路。不久前，婶母的女儿锦芳告诉我，他们租住过三十多年的楼宇还在。

　　那好，我们去寻找故地。进了大德路，一切都陌生。一下子就走到尽头，比较印象中的旧街，参照物荡然无存。失望地离开，折回解放中路，发现方向错了。穿过大街，回到大德路另一段。渐渐地，走出感觉了。尽管从前冷冷清清的骑楼，空荡荡的人行道，如今遍布摊档和门市部，但从一栋庞然大物可追溯到它的前身——机电局大院。往前，排着三栋三层高的铺子。从前，外墙是俗称为“石屎”的水泥批荡，一派黑中带青的色调，如今刷为白色。夹在招牌、橱窗以及螺丝、水管、刀具、模具摊档中间的水泥楼梯，是不是昔年我托着自行车上下过无数次的？难以确认。骑楼下徘徊，想找人问问，好几个擦肩而过，可是，不知如何开口……

　　“就是这里！”妻子站在一条巷子和大德路的交界处，大声说。我精神一振，问她凭什么这么肯定。妻子和这地方的渊源不深，我们结婚以后她只来过几次，我却是从少年时代起就和它结缘的。妻子的回答是：一个小女孩曾站在这里，仰头高叫“刘锦芳！”——刘锦芳，是我叔婶的独女，当年才上小学，在巷口高叫的女孩是她的同学，要和她结伴上学。这一声呼唤，穿过悠远的岁月，经我妻子之口复制。妻子继续说，地下的话音刚落，稚气的刘锦芳在三楼回一声“来啦”背起书包，兴冲冲下楼去，手里拿着一个妈妈塞给她的面包。这场面，妻子不但目击，还从窗口探头，看了看巷口的小女孩。她是谁？也许只有如今女儿也上了大二的堂妹刘锦芳记得。可是，和我们这些乡下来客漠不相关的一声，老妻依然模拟得无比生动。

　　就这般，神经打一个激灵，“昨天”复活！

　　那是60年代末期。我在这铺子三楼的前房住了一个多月。这是第二次在广州长住。前一次是上初二那年的暑假，叔父在越秀区文化馆供职，住在馆内。我在乒乓球室睡球台。一位馆员的儿子陪我玩耍，送上一句现编的童谣：“台山仔，抬棺材。”印象最深刻的，是城里没有蚊子。在家乡，这季节的蚊阵在身上制造无数红斑点。

　　这一次，为城里人的“闪功”叹为观止。三楼的过道阔只三四尺，靠墙放一排自行车或杂物。两个人相遇，须有一个退后，或缩进旁边的房间。这可是“要冲”，住客数十，老少咸集。主妇口叼烟卷，双手提着一个瓦煲，一路吆喝“滚水，行开”从厨房的最黑处跃出。赶着上学的孩子狼奔豕突，居然没听说过有人被撞倒。

　　厨房里，一户一个炉子，烧的是蜂窝煤。15瓦的灯泡被烟熏黑，光线黯淡。每天各做各的三餐，早上是白粥加买回来的油条。午餐和晚餐，七八个铁锅爆炒，锅勺碰撞，水喉下洗菜，砧板上切肉，幸亏掺和杂沓的说笑声，不然，听来与战场无异。红烧肉的浓香、葱蒜味、西洋菜汤味、鱼腥味，被蜂窝煤完全燃烧时的辛辣味贯穿。逢节庆，巧手主妇在这里整出八个荤菜，走出来，颊下轻敷一层黑粉，那是煤灰。菜做完，所有炊具和食物搬进房间。

　　无论人口多少，每个住户一个单房，大小有别，面积都不到20平米。幸亏天花板很高，聪明人从乡下弄来杉木和木板，加建阁楼，作为卧室。每户之间只隔一道杉皮做的薄墙，高不到两米。声音相闻，无所谓隐私。叔父一家住靠阳台的前房，是所有住客眼红的“光猛”之地。贴邻是鞋匠老于一家，夫妻加上严肃的长女和三个被妈妈骂为“生虱马骝”的顽皮弟弟。老于的另一边，住着在永汉北路一家商店当店员的夫妇和一个女儿，永远是静悄悄的。厨房旁边，有一个小房，主人是独居一辈子的陈小姐，和两只从来不叫的猫。门永远紧闭，怪不得我不知道有人住。连楼梯上方的空档，也是住房，不足五平米，住着教育局科员郑先生，女朋友鬼祟地来过夜，邻居们装作不知道。郑先生爱向我这个土包子谈哲学。

　　我最爱的是阳台。不管天气多热，长风从这里灌入，暑气尽消。伏在栏杆的“石米”上鸟瞰，市井人生在路面。叔父在阳台一侧，盖了一个占地一平米的“杂物房”，以沥青纸为顶，厚纸板为墙，用来放藏书。我倚栏读《鲁迅全集》入了迷，被叔父看到，他说，你搬回乡下好了，那是十卷精装本。

　　对了，刘锦芳当年就是从阳台上现身，回应巷子口的呼唤的。我对老妻说，没错！抬头看，叔父当年在阳台上搭的违建，早已消失，换上双层玻璃窗。

　　当然，那房间无权进入，从各个方向饱看一遍，还与妻子讨论：去国前一家四口一起来省城，投宿于此，床放在哪里，都记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