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温情与敬意
照历史之明镜

　　1894年11月24日，李鸿章忐忑不安地阅览丁汝昌的电报。当看到“除死守外无别策”“惟有船没人尽而已”等字眼时，他或许会在惊惶战栗之余，蓦然想起半个世纪前赴京赶考时立下的少年壮志——“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如今山河破碎、人物俱非，“封侯”已无足道，“著史”则不可想。

　　这一历史悲观，首先在丁汝昌身上应验。

　　甲午战争后，自杀殉国的丁汝昌得到“勿庸议恤”的“哀荣”，棺柩被捆上铜箍并涂抹黑漆以示“戴罪”，直至1910年才获清廷平反。然而吊诡的是，就在解除“戴罪铜箍”一百多年后，丁汝昌的“定论之棺”又被涂上“降敌黑漆”——某出版社“写给孩子看的”历史读物中，竟赫然出现一幅“丁汝昌投降图”。

　　历史常论常新，盖棺未必定论。但关于丁汝昌，论者普遍承认其民族大义。毕竟，在那些万马齐喑、黑暗沉闷的帝国末日，丁汝昌的取义成仁实属可贵，如同在一首悲怆苍凉的琵琶曲中，忽然迸出一段“铁骑突出刀枪鸣”，令人不禁扼腕浩叹、青衫尽湿。

　　面对新闻旧史，“李鸿章之问”显得更加意味深长。一万年来谁著史？这便不再是发自内心的张扬自诩，而是面向历史的严肃拷问。

　　陈寅恪评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时，曾提出“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所谓“了解之同情”，要求作者不应居高临下、据今观古，而应如艺术家欣赏古画一般“神游冥想”，与古人“处于同一境界”，才有可能真正还原古人的思想精髓与学说真相。

　　哲学如此，历史亦然。

　　辛亥革命之际，太原新军冲入山西巡抚衙门，枪杀巡抚陆钟琪。其子陆光熙作为进步青年，原本正在劝说父亲投身革命，此时盛怒之下，开枪向杀父之人复仇。大义与亲情、革命与人伦，在铁血战火中碰撞出惨烈的悲情。这份悲情，若不以“了解之同情”视之，则极容易演变为旁观者视角的冷漠与苛责。

　　在历史论坛稍作浏览，便能发现这种冷漠与苛责的泛滥。比如，抗金的岳飞算不算爱国将军，抗蒙的于谦算不算民族英雄，战败的丁汝昌算不算正面人物……这类站在历史制高点上作出的泯灭精神事实的价值判断，某种程度上近乎“耍流氓”。很显然，上述出版社便陷入了这一“流氓视角”。

　　对异代人物须有“了解之同情”，对宏观历史则须有“温情与敬意”。

　　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曾提到：“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怀有“温情与敬意”者，既要抗拒“视本国历史无一点价值”的虚无主义，又要避免将一切问题推诸古人的历史进化论。总之，在钱穆看来，必先尊重历史才能正视现实。

　　被誉为“南美洲鲁迅”的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少年时代曾遇一问题——谁是第一个同时看见太平洋和大西洋的人？听到老师准备好的标准答案——登上巴拿马某座山峰的西班牙殖民者巴尔博亚，加莱亚诺当场反问：“当时的印第安人都是瞎子吗？”

　　这一反问，开启了加莱亚诺的毕生写作主题——颠覆西方中心论的荒谬与浅薄，传播本土历史观的“温情与敬意”。有趣的是，他最负盛名的代表作名为《镜子：照出你看不见的世界史》，其主题与中国史学传统中的“以史为镜”若合符节，共同构成一组古今映照、东西借鉴的文化隐喻。

　　面对历史之镜，上述出版社是时候自照反思一下了。当然，我们每个人也当在这面镜前，以“了解之同情”时常拂拭，以“温情与敬意”殷勤自照。正如钱穆所言：对本国历史无知者，“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谢杨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