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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的结婚证 广东省婚姻家庭建设协会供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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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结婚证 羊城晚报记者 周巍 摄 |
总策划：杜传贵 林海利 总统筹：林洁 黄丽娜 执行统筹：董柳 羊城晚报记者 李焕坤 1919年11月14日，湖南长沙的青年女子赵五贞因不满父母包办婚姻在花轿内自杀。在一百年前的旧社会，女子为控诉包办婚姻而选择自杀的事件时有发生。 2023年5月20日，因“520”谐音“我爱你”，广东迎来婚姻登记小高峰，全省婚姻登记部门共办理结婚登记12450对。在一百年后的新时代，男女恋爱自由、结婚离婚自由已成为像空气一样的常态存在。 从旧时95%以上的婚姻靠包办到如今的结婚离婚自由，百年两重天，何以实现？答案要从1923年召开的中共三大上首次明确提出的“结婚离婚自由”口号中找寻。 “赵五贞”们控诉：不要包办婚姻 1919年发生在湖南长沙的赵五贞自杀事件，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并引发了青年毛泽东的关注。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女界钟》等报刊上接连发表文章进行评论，在剖析赵五贞自杀的根本原因后得出结论：“这事件背后，是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意想的不能独立，恋爱不能自由。” “100多年前，中国女性的婚姻基本以包办婚姻为主，女子不可能通过自由恋爱结婚，导致不少女子在婚后遭受不幸。女性在离婚方面也没有自由，女方提出离婚会受到周围人的鄙夷，更不可能通过法律等手段进行离婚诉讼。”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党建教研部副教授魏法谱表示。 中华女子学院（全国妇联干部培训学院）“中国妇女发展”课题组发布的《中国妇女百年发展报告（1921-2021）》中介绍了那个时代的状况：“旧中国，95%以上的婚姻是包办婚姻。” 倘若走近构成95%这一数字的个体，现实可能更触目惊心。 不争的事实是，赵五贞用自杀抵制包办婚姻并不是孤立事件。当时，女子因不满包办婚姻选择抗争甚至自杀的社会事件时有发生，当时的湖南《大公报》仅在1920年就留下了关于李欣淑抗婚出走、袁舜英投湖等相关报道。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作为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不久就把妇女工作提上了议事日程。1923年，中共三大通过了党史上第二个关于妇女工作的中央决议《妇女运动决议案》，决议案首次在中央文件中明确提出“结婚离婚自由”的口号。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传入中国后，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将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对中国妇女遭受的不平等的根源进行了深入分析，尤其是批判了封建社会和封建家庭对妇女的压迫和摧残，指明了妇女解放的方向。”魏法谱表示，中共三大通过的《妇女运动决议案》对妇女解放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它在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的基础上，对如何实现妇女解放提出了更加具体的办法，指明了妇女运动的方向。 “‘结婚离婚自由’口号的提出有利于妇女摆脱夫权、政权、族权、神权‘四座大山’的压迫和束缚，实现恋爱自由和婚姻自主，进而享有和男性一样的平等权利。同时，也有利于以此为目标，动员广大妇女为了自身权益而不懈奋斗，投身国民革命之中，从而不断扩大国民革命的群众基础。”魏法谱说。 百年变革历程：实现婚姻自由 从包办婚姻到婚姻逐渐走向自主，再到婚姻自由，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过程。广东省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洪林介绍，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注重运用法律手段变革封建婚姻家庭制度。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先后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确立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等基本原则。“它们是我国婚姻法史上的里程碑，传承了中共三大通过的《妇女运动决议案》中的‘结婚离婚自由’的精神，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婚姻法奠定了基础。”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制定的第一部法律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这部法律第一条便指出：“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 随着这部婚姻法的贯彻执行，全国的婚姻情况开始发生巨大变化。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建立的专门组织编撰《当代中国》丛书的机构——《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编写的《当代中国妇女》一书中记载：全国年平均结婚登记数，50年代为200万对，60年代为400万对，70年代为600万对，80年代为800万对。在已登记结婚的夫妇中，自由恋爱结合的占20%左右；经人介绍自主结合的占70%左右；由父母包办，本人默许的占10%左右。 “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我和柱儿不认识我怎能嫁他呀。我的爹在区上已经把亲退呀，这一回我可要自己找婆家呀……”这是1951年评剧电影《刘巧儿》中的选段。“这一回我可要自己找婆家呀”的大胆唱词，唱出新中国女性对婚姻自由的憧憬，也道尽中国妇女的前途命运在党的领导下发生的深刻变革。 对男女婚姻自由的大力宣传，还出现了另一种新现象。《当代中国妇女》一书中记载：1953年，经过大张旗鼓的婚姻法宣传月后，在宣传贯彻好的地区，婚姻法的精神家喻户晓。许多男女为了解脱痛苦的封建包办的婚姻关系纷纷提出离婚，离婚案件急剧上升，出现了一次冲破封建婚姻制度的离婚潮，全国离婚案件一年最多达180多万件。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诞生，其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改革开放后，1982年制定的宪法也同样作此规定。 2020年5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并于2021年元旦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在婚姻家庭编明确规定：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结婚应当男女双方完全自愿，禁止任何一方对另一方加以强迫，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加以干涉。 民法典第1053条还规定了隐瞒重大疾病的可撤销婚姻，这一规定修改了2001年婚姻法将“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作为禁止结婚、婚姻无效的事由，更大程度地尊重婚姻自主。 新时代新答卷：深化权益保护 “希望我们能够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今年5月20日，在深圳市福田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江小姐对杨先生说出爱的期许。当天，广东共办理结婚登记12450对。 广东省民政智库专家、省婚姻家庭建设协会高级专家陈婉玲认为，百年过去，《妇女运动决议案》提出的“结婚离婚自由”口号早已实现，当代男女持有更加理性的婚姻观，“他们认为不能为了结婚而结婚，结婚是为了两个人生活得更好，在婚姻中更加强调平等与尊重。” 伴随着婚姻观的改变，法律也在不断调整以适应新的需求和呼声。张洪林表示，婚姻家庭法的变迁折射了妇女权利保护的变化。比如，1980年修订的婚姻法，更加注重保障妇女在人身和财产方面的权利；2001年修订的婚姻法，增加“禁止家庭暴力”的规定，等等。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对妇女婚姻家庭权益保护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等，规制了在婚姻家庭建设中夫妻平等的权利义务，对于建立和谐、幸福家庭有着重要的意义，也是妇女权益保护的深化。”张洪林说。 中华女子学院（全国妇联干部培训学院）教授孙晓梅表示，进入新时代，我国不断根据现实、形势的变化调整法律和政策，促进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婚姻自由。例如，民政部分两批共确定了32个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大力推进婚姻领域移风易俗，传承发展中华优秀婚姻家庭文化，让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陋习得到有效遏制。 回顾百年婚姻变革历程，魏法谱表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把实现妇女解放和发展、实现男女平等写在自己奋斗的旗帜上，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政党，能够为了广大妇女的彻底解放不懈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