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咖聚“惠” 讲好惠州故事

　　

　　整理/羊城晚报记者 李海婵 实习生 褚思烨 图/王小虎

　　

　　此次岭南文化传播研究院文化传承发展深调研惠州行，多位文化名家云集，聚焦岭南文化传承深调研活动和惠州文化强市建设，为岭南文化的传承、传播与发展，提出了一个个富有理论与实践意义的建议。

　　

　　著名历史学者、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

　　岭南文化在“全球化”时代具有世界性的“典范”意义

　　 

　　岭南文化包容并蓄、开明开放。以陈家祠为例，作为广州的知名景点，陈家祠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落成，是广东省各地陈氏宗族共同捐资兴建的“合族祠”，集岭南建筑工艺装饰之大成。然而，就在这中国传统祭拜祖宗的祠堂，壁雕却有两处“天使像”，与其他装饰浑然一体，并不突兀异常，“他者”已成“自我”的一部分。这其实意义重大，显示出了传统与变化，彰显了新时代气息。

　　长期以来，“岭南”被“中原”视为蛮荒之地，是贬官流徙和犯人流放之所，在中国的“文化版图”上一直居于“边陲”地位。直到惊心动魄的中国近代化大剧在岭南拉开大幕，在“近代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岭南从中国“文化版图”上“蛮荒落后”的边陲之地一跃而为“人杰地灵”、屡得“风气之先”领跑中国的先进之区。在中国近代化转型的几个重要阶段，“岭南人物”都起了重要作用。比如，洋务运动的理论家和具体经办人，有很多是“岭南人物”，如丁日昌、郑观应、何启作、胡礼垣、容闳、徐润、唐廷枢等人，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近现代，惠州留下孙中山、周恩来、彭湃等革命前辈战斗的足迹，诞生了廖仲恺、叶挺、邓演达等众多革命志士，这片土地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这反映出惠州老百姓对新的文化、政治的渴求。同时，当地老百姓的生活又很传统质朴。在这里，传统与现代并非互相矛盾。

　　事实上，这也是岭南文化的缩影。长期以来，岭南在“制度创新”“与国际接轨”方面确实走在前面，但同时却顽强地在许多方面又保留了自己的传统文化，如传统的生活习俗、人际关系伦理。

　　例如，潮州商人遍布全球，以善于经商闻名。他们熟悉、适应各国各地的制度习俗、风土人情，在哪里都“如鱼得水”。尽管身处异邦，他们仍鲜明地保留了自己的文化传统、风尚习俗，能在融入“全球化”之中又保持自己的“特质”而未被“同质化”，盖因岭南文化之深厚矣。因此，岭南文化不仅对中国的现代化深具意义，而且在“全球化”时代具有世界性的“典范”意义。

　　

　　

　　广东省文化学会会长、广东省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周建平：

　　惠州锻造高品质“文化打卡地”

　　 

　　“村BA”“淄博烧烤”成功“出圈”，文旅产业迎来机遇与挑战发展并存的新时期。目前，惠州文化发展的任务包括：全面推进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提质增效，高品质满足人民群众文旅生活新需要；大力推进文化和旅游产业加快发展，全面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文旅经济新极核；着力强化文旅市场服务管理监督，高标准建设安全有序活力充沛的文旅市场；积极推进文旅赋能经济社会发展，高要求发挥文旅推动城市文明进步的作用。

　　十年一剑，雄关漫道。惠州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将如何破局？

　　一是切实提升文化意识。文旅发展最首要的是文化意识的提升。惠州应该从本地优势资源和禀赋入手，如“四东文化”；打造地方特色品牌，让地方文化品牌有口皆碑、深入人心；以更深更高的文化意识去破解地方文化魅力与价值所在；寻找新的文旅创意突破口，提炼出“文化元素”和“地方特色”。

　　二是提高艺术的精纯度。艺术创作水平、艺术制作的精纯度高与低，决定了一部作品价值的大与小。可借助国内一流设计、创意图案、创作资源和力量推进重头项目，加强文化供给，加大融合力度，倾力打造新时代文旅产业的扛鼎之作。

　　三是增加文旅消费体验价值。紧跟国内外文旅市场变化，号准文旅市场发展的脉搏，大力提升消费者的文旅价值体验。文旅市场的消费行为始终存在，惠州文旅的产品、服务与模式应当随市场灵活调整，让消费体验变得更有趣、给消费者带来的价值更大。

　　四是锻造高品质的“文化打卡地”。惠州可以城市、行业、企业、项目等为主体，通过内容、跨界、创意等多种手段，借助移动互联网、节庆、会展等平台，策划惠州品牌文旅营销活动，创造混合消费新业态和引领消费的文旅新风尚，形成惠州地方品牌、营销品牌与文旅“流量”之间的良性互动，让地方文旅项目成为高品质的“文化打卡地”。

　　

　　

　　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广东书法与文艺研究院研究员谭运长：

　　警惕过度开发文化名片

　　 

　　惠州有着壮丽的自然景观和深厚的文化底蕴，颇具特色。作为千年古城，惠州历史悠长，不仅有苏东坡等历史文化名人所留下的遗迹，西湖、东江、罗浮山等自然景点更是美不胜收。

　　文化可以分为很多不同的层次，如文化研究意义上的文化、文旅意义上的文化、民间文化上的文化。不同层次间的文化要清晰区分，同时也能互相借鉴、相互促进。比如，与民间文化有明显区别的是，文化研究必须是严肃认真的。同时，严肃的文化研究可以给文旅发展提供依据，但不能为了发展文旅而制造“假古董”，这是破坏性开发。我们要警惕“假古董”对文旅发展的破坏，这就需要有严谨认真的文化研究态度来支撑。

　　此外，我们要确保文化能真正“活”起来。史料典籍的文字都是“死”的，要让它“活”起来，就要用生活气息、气质与性格来补充。在这一过程中，民间文化能起到关键作用。

　　近年来，惠州一直在不遗余力推广东坡文化。需要注意的是，不要过度开发东坡文化，过于商业化反而会让这张重要的文化名片失去原有的价值与魅力。因此，如果要开展大型的文旅项目，惠州相关部门必须要认真对待，着眼长远的战略部署。接下来，惠州还有丰富的文化历史故事有待挖掘，如祝枝山与罗浮山“师雄梦梅”的渊源，其中文章值得大书特书。

　　

　　

　　广州岭南文化研究会会长、广东省文化学会副会长、广东财经大学教授江冰：

　　讲好东坡故事 推动文化代际传递

　　 

　　惠州深受广府、客家、潮汕，甚至屯军等多方面影响，文化呈现出多元性。外来的东坡文化也很好地融进了这片土地。可以说，苏东坡的影子存在于惠州的每一条街、每一条巷，形象高大、影响深远。

　　苏东坡的名言名句在岭南深入人心，如“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岭南之所以能被中原熟知，离不开东坡的广而告之。

　　我们从中也能得到启发：如何让广东文化占有一席之地？那就是要讲岭南故事，讲岭南文化。这需要整体包装和系统推广。事实上，文化的推广、传播、普及比研究还要紧迫。我们要进行文化播种，把历史文化讲给年轻人听，尽管可能要过20年、30年，甚至50年后才会发芽。文化事业是一项长期的投资，但我们还是要接力文化棒，实现代际传递。

　　目前，惠州已经做了大量的文化传承发展工作，但还有进步的空间。这里的东坡遗迹众多，都是极其可贵的创作素材，应该充分利用新媒体，比如说抖音、短视频，把苏东坡的真实生活展现给观众。

　　此外，我们要守正创新，不能简单将文化固化在博物馆中，应该融入日常生活去推广。同时站在全省乃至全国的角度，思考研究外地人的想法，惠州文化才能真正“出圈”。

　　

　　

　　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羊城晚报报业集团专职编委陈桥生：

　　盘清历史文化资源“家底”

　　 

　　“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惠州西湖与苏东坡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苏东坡在惠州居住两年多，创作了五百余首作品。如果纯粹是从文学价值的角度来研究的话，这并不是最高的。但在惠州，他有了一个重要的转变，那就是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从士大夫精英阶层真正融入当地老百姓之中，作品也更好地反映了现实生活。

　　以前的岭南被称为“化外之地”，但事实上很多对岭南的刻板印象是因为被贬职至岭南的人。他们往往心情沮丧，在书写岭南时可能会夸大情感，从而将岭南描绘得非常荒蛮落后，以此突显不公正和冤屈。

　　然而，苏东坡来到岭南以后，把自己的切身感受、与民同心同乐的心境，用艺术的表达改变了人们千百年来对岭南荒蛮落后的印象。

　　文化的力量，一开始可能会显得“不着边际”。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就会越来越感受到文化的强大。就如我们和东坡当年看到的景色是一样的，但是因为有了东坡的故事，不断地赋予文化的力量，才让美景格外引人入胜。

　　我们也不仅只守护以往的历史文化，还要赋予与新时代相符的内涵和智慧。因此，我们必须不断地研究梳理清楚，梳理不是钻到故纸堆里，而是汲取全新的内涵，注入文化的新鲜血液。广东在这方面还有一些不足之处，一直强调务实，但有时我们也需要务“虚”，把家底先盘清楚，行“文化自知”的过程，这很漫长，但我们需要持续探索新路径。

　　

　　

　　惠州学院东江文化研究院院长关建人：

　　文化自知 坚定文化自信

　　 

　　文化自知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必要前提。岭南文化和合共生、开放兼容，而这也是惠州文化最鲜明的特点。惠州乃至东江流域文化构成是三大类：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这三地的文化各有特色却也相互融合发展。从根源上，惠州的民风就是崇文尚学，岭南文化传承发展深调研能够选择惠州作为始发地，是有道理的。

　　讲起惠州的崇文之风，离不开梁鼎芬的突出贡献。梁鼎芬任丰湖书院山长期间创建了丰湖书藏，为现代图书馆的管理提供了范本，使其成为中国最早拥有近代图书馆的书院之一。

　　尤其是丰湖书藏中的“四约”（借书约、守书约、藏书约、捐书约四部分，共计五十六条细则），在清代藏书规章中，以其条目为最多，内容亦最为详备，至今仍有不少细则仍在沿用。因此，丰湖书院不仅是惠州乃至岭南文化瑰宝，也是惠州文脉影响延续至今的有力历史文化见证。

　　凡是在教育事业上有贡献的人，他们都有一个特质，这种特质就叫“沉潜”，即沉得住气、潜得下心。梁鼎芬便是如此，为丰湖书院耗尽了心血。当他发现书院藏书不足时，不仅从广州家中调用大批图书，还发起了社会捐书，百日之内得捐书5万册，甚至街边卖菜农户都出钱出力，由此也可见惠州人对文化的推崇与向往。

　　梁鼎芬对丰湖书藏寄予厚望，以致其离开惠州后，还放话说，数百年后，征求文献，必有到我丰湖者也。据记载，丰湖书藏藏书最多时达10万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