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度源头堵住“新形象工程”上马

　　□朱昌俊

　　最近，多地宣布开始倒查“新形象工程”。日前，河南南阳市南召县发出公告称，将在全县开展“政绩工程”“面子工程”“新形象工程”问题集中整治，聚焦2016年以来新建或投入使用民生项目、乡村振兴项目、基建工程、数字系统、党建设施等，督促主管监管部门和地方党委政府重点排查纠治劳民伤财“造盆景”、违规举债建“地标”、乡村振兴建设项目盲目上马、民生设施建设烂尾闲置、人居环境整治“刷白墙”等突出问题，严肃查处失职失责、违纪违法及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无独有偶。黑龙江绥芬河市也明确，将重点整治2021年以来，在财政吃紧情况下，不顾群众需要和当地实际，新建或投入非必要、非急需的8类“新形象工程”；西藏曲水县纪委监委则发出通知，将深入开展“新形象工程”问题自查自纠，摸排2021年以来新建或投入的113个项目是否存在搞“新形象工程”的问题。

　　“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向来被社会所深恶痛绝。它往往与劳民伤财、大兴土木等关键词联系在一起。所谓“新形象工程”，顾名思义就是有新的表现形式，它不同于过去的“大手笔”“大基建”的“显性”形象工程，而显得更低调、更隐秘。以绥芬河市所明确的8类“新形象工程”为例，它就包含了打造与自身实际不符的城市“名片”、无视群众实际需求，打着“为民谋福祉”的幌子超规模建设没有收益的民生类项目，热衷在政府数字化建设中建巨幅大屏等现象。很显然，这些问题在今天颇具代表性，多地对这些“新形象工程”加以倒查，实际是对“形象工程”治理的一种深入和与时俱进。

　　当然，“新”和“旧”只是相对于形式而言的，无论何时，“形象工程”的内核都是一致的。简单说，就是形式主义、脱离实际，偏离了正常的社会需求，或是超出了正常的承受能力，而变成了一种只为追求政绩、面子的“表演”，站到了民众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对立面。所以，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对“新形象工程”进行倒查，固然体现了治理上的针对性和敏感性，但社会的期许显然并不止于严肃查处和追责已经诞生的“形象工程”，而更体现在，要通过倒查，进一步织密对“形象工程”的制度防范网络，有针对性地严防“形象工程”的变种，从根本上铲除“形象工程”滋生的空间和土壤。

　　要知道，无论“新”“旧”，“形象工程”能够上马，背后的原因其实大同小异。比如，几乎所有的“形象工程”都涉嫌滥用公帑，这就需要强化财政预算的绩效管理，从源头增强公共财政使用上的规范。此外，“新”“旧”“形象工程”往往都与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相悖，那么只有切实避免“一言堂”，完善重大项目的事前评估机制，让决策真正回归科学，才能最大程度压缩“形象工程”随意上马的空间。

　　更重要的一点是，还要优化干部考核机制和重大项目终身问责机制，让决策者能够告别侥幸心理，真正对项目和工程的长远效果负责。像这次各地列举的“新形象工程”中就包括“资金投入、运营服务等跟不上导致倒闭或烂尾”的情况。也就是说，判断是否为“形象工程”，必须要强化效果跟踪评估，而不能止于一时。这一点，必须让各级决策者在制度层面形成预期，切实杜绝为了一时政绩“胆大妄为”。

　　说到底，无论形式上的“新”和“旧”，“形象工程”背后对应的问题大多还是“老生常谈”的“老病灶”。因此，各地既要及时辨别、查处各种披上“新马甲”的“新形象工程”，也要更加重视通过案例的剖析，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从制度的源头为“形象工程”彻底堵漏。如此，才能真正实现根治，避免治理一茬又来一茬。特别是在当前各级政府都强调要过“紧日子”，要把财政资金花在“刀刃”上的大背景下，更要重视这方面的制度、机制建设，真正让“形象工程”不敢上、不能上——哪怕它不断“变种”。

　　（作者是资深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