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
最近，继“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系列丛书出版之后，“西洋镜”“东洋镜”丛书也在陆续推出，这些有关西方视角下的中国史料的整理出版，因其学术价值引人关注。遗失在海外的珍贵史料是如何被寻获并出版的？从中可以为历史叙事提供怎样的启示？为此，本版邀请著名学者马勇特别撰稿，并采访了“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西洋镜”等系列图书出版策划人赵省伟——
用傅斯年的话说，“史学就是史料学”，“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一个新课题的成功与否，不仅要着眼于视野、分析，而且要看能否有新的史料发现、能否用新的史料说明新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系列丛书之一的《海外史料看庚子事变》就显得格外珍贵。
1900年发生的“庚子事变”，中国历史学家又称为“义和团运动”或“八国联军侵华”。最近几十年，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发现以及研究者视角的调整，学界对庚子事变的研究也有了一些新认识。就大历史而言，庚子事变是中国早期工业化运动的一个历史必然。庚子事变后，中国痛定思痛，开始了新征程，新政、宪政、共和、革命，一系列巨变改写了中国历史。
就世界而言，庚子事变并不只是中国的，也不只是当年出兵中国的那八个国家的，而是全世界的。庚子年，全世界最瞩目处，无疑是北京，是东交民巷。很显然，庚子事变是跨国别的大事件，因此研究这样的事变，不仅要有广阔的历史视野，而且必须尽可能地使用跨国别的历史资料。如果只是自说自话，就很难得到相关方的认可，离真相的距离也会越来越远。
过去一百多年，中外史学家对这一跨国别历史事件进行了认真的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国档案的主要部分也大致公布完毕，要为这一事件扩充史料已经不是那么容易了，很多研究者早就将视角移向私家收藏和当年各国各地的报刊。私家收藏可遇不可求，而各国各地的报刊因为数量太大，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整理。几十年前中国史学会主持编辑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义和团》发掘了一些，后来的出版物也有一些补充。但是直截了当地说，对当时各国舆论的收集至今仍然不是很理想。
作为“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系列丛书之一，这部《海外史料看庚子事变》的资料全部来源于法国、英国、意大利三国的近十种画报。这三国都是庚子事变重要的参与国，英国和法国，更是积极介入，深度套牢。它们不仅向中国派遣了大量的军队参与这场事变，而且先后派遣了一大批随行记者。这些画报除了画师手绘的一些精美作品外，还充分利用了那时刚发展起来的照相技术，留住了庚子事变这个重大事件的许多非同一般的侧面、瞬间。这些图片对于构建十九世纪晚期的中国历史具有不可小觑的价值。至于随图文字，多为西方记者当年的现场观察、思考，从今天的立场看，或许有西方人的傲慢与偏见，但史料价值不可否认。对于重建那场跨国别历史事件的真相，这些史料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对于矫正传统文献的疏漏、误记，也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